乾隆5年秋，北京城里死了—个石匠，他的丧仪却极为风光，轰动了整个京师。宅前车水马龙，达官贵人接踵而至。内阁学士许王猷亲自主丧；大学士徐本、赵国麟率领汉九卿至灵前俯首跪拜；詹事府詹事陈浩里外奔走，陪吊数天；连权势炙手可热的三朝元老、大学士张廷玉也差人前来送帖……。事后据查，汉尚书、侍郎等九卿中仅有户部尚书陈悳华几人托故未来。一时，九卿会丧被街头巷尾传为笑柄。

本来，清代仪礼规定等级极为森严，在丧仪上更是具体而微，如此隆重的九卿会丧，帝后驾崩才得使用。除帝、后外，王公亡逝亦可会丧，但规模小得多，仅由皇帝遣官至坟致祭。公以下各官，无旨一律不得会丧，庶民百姓更不得会丧。

然而，一个石匠之死，既非王公贵胄，又无特旨，为什么竞有众多朝臣不顾礼法前来奔丧呢？原来，只为一个“财”字。这石匠姓俞名君弼，生前是工部属下一个凿石匠。大凡此等人虽出身微贱，目不识丁，却有一手绝技，兴办皇室工程时可分余润。俞君弼家资丰饶，然而偏偏膝下无子，死后撇下数万金，任凭一群“义孙义婿”争夺不休。为了独占家产，义女婿许秉义便与内阁学士许王猷联宗，“托其遍邀九卿往吊，欲借声势弹压俞姓族人”，先付参加会丧诸臣每人谢仪五百至二千两银不等，并允诺夺得财产后另合重谢。只走—趟便可得千金，况有内阁学士相邀，九卿又何乐而不往？于是便演出了这场丑剧。

丑闻上达天听，30岁的乾隆又气又恼。气的是即位已几年，这群人臣仍未把他放在眼里；恼的是“法不责众”，如此多人违制，又不能尽行开革。他只好先派心腹人臣——京师九门提督、兵部尚书鄂善前任严鞫。谁知早有顺天府尹张鸣钧闻知，并未奏闻请旨，私差人前往俞宅刨掘，得银二万两。参加了会丧的礼部侍郎吴家驹也闻风声不好，又适逢丁忧，便将分给他官的炭金席卷，溜之大吉，回乡奔丧去了。而其余诸官却也不敢讨银，都在忙着追毁原帖，扮作清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