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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生前的记述
20世纪80年代，由于周恩来长征路上的生病众说纷纭，当时还健在的邓颖超十分重视这件事。1985年8月，她在大连棒棰岛休养时，一边回忆一边让秘书赵炜记录，写出了《路是人走出来的——通过草地》一文，专门回忆了周恩来生病、治疗和她自己遇险、脱险的经过，内容十分详实。关于周恩来在毛儿盖生病的情况，文章是这样写的：
一天下午，忽然有人告诉我，周恩来发烧(我们从长征开始就不在一起了)了。当我见到他时，(他)已发烧，在担架上盖着很厚的东西，简单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了，把他抬到了他的工作总部。两地之间约有四五里距离(指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的各自住地——笔者)。因为我不知道他害的是什么病，病情(又)有发展。第二天我骑马去他住宿地，他正发高烧，医生来看过，认为他的病是我们长征路上多发病的症候——疟疾。当时，我在那里坐等他体温是否会下来……后来我不再等了，只好回到我的住地，每天来看望他。经过三四天后两位医生会诊，一位是王斌，一位是李治同志。他们都是(红军)在江西同国民党作战时被俘的国民党医官，参加红军后，忠于红军，忠于医疗事业。对恩来的病很认真地加以研究。……后来总部要出发了，恩来搬到毛主席的周围，这时我也搬到恩来(那里)一起住了，我在地下铺上稻草，他睡在木板床上，两位医生继续观察，不相信是疟疾。他们怀疑是肝脏有问题，于是检查胸、肝的部位，发现肝脏肿大在右侧肋缘下二指，最后确诊为肝发炎，已变为肝脓疡。当时，草地环境不能手术。按脓疡治，唯一的办法要用局部的“冰冻”，冰得到60里以外的高山上去背。这时，医生也给我做思想工作，让我看有关肝脓疡的书。书内举了100例，99例都写得很清楚，预后不良，唯一的一个例外，肝脏化脓，通过肠子把脓排出来。所以决定等背回冰来，用冷冻办法退烧。背冰的同志一早就出发了，深夜二三点钟才回来，冰化了一半，还可以够用。把冰装在袋子里，放在肝的部位。他本人昏迷不醒。医生的最大希望是想用冰把炎症退下去。等到下午五六点钟时，恩来逐渐清醒，不时地呻吟着，并说肚子痛，我们把他扶起来解大便，排出来的都是绿色腥臭的脓状便，体温也就下降到35度。第二天医生看后，他的确诊是肝脓疡穿孔经肠子排出脓来。为了使脓液尽量排净，他们采取措施，给恩来服药，使肠子停止蠕动三天，并交代我，每小时试(测)一次体温，一直坚持到第二天下午，体温一直在35度。医生们没有告诉我温度已接近“死人”的温度。好在体温后来慢慢地上升了。病情也慢慢地好转。又过了一天，医生们两次检查，发现他的肝脏大小已接近正常了。因此，肯定治疗是正确的。这时又把戴济民大夫请来照顾……(我要)特别对王、李两位医生对恩来的病诊断和治疗准确及时，使他能脱险康复，实应向他们致以不能言语形容的感谢之情。后来代替他们的戴济民老医生，也在几年前病故了……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段经历呢？因为恩来同志逝世后，近几年有的同志写了这一段，有的不合事实，有的出入很大，需要写这么一段作为澄清。
读了这段还从未发表过的邓颖超的回忆，再综合前边几个人的陈述，可以看出，周恩来长征途中患病后，先请一位随队医生给他量了体温，随后请来戴济民大夫，找来了红军卫生部部长贺诚，再将王斌、李治、孙仪之3位大夫找来共同会诊，确诊为阿米巴肝脓疡，用了特效药易米丁。周恩来病情好转后，王斌要为王稼祥治腰伤——他是长征前在苏区被敌机炸伤腰部的；李治其他的医疗任务也很重，于是就留下了戴济民随周恩来的担架行军，作为陪护。因此，周恩来的那次生病是经过许多著名大夫会诊，并用显微镜等检查，确诊为阿米巴肝脓疡，然后对症下药，用了治疗阿米巴肝脓疡的特效药易米丁，从而使周恩来康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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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段蔚筠 秦九凤
编辑：
h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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