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原顾问王斌这样说

笔者手头有一份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几位同志于1981年9月22日访问卫生部顾问王斌的记录稿。参加的人有方明、成元功、郑淑芸、力平和李海文。这份记录稿是由郑淑芸整理，然后用旧的手动打字机打出来的。访问王斌的“访题”是：“总理在长征路上患病及在延安时从马上跌下后骨折治疗等情况”。现将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在我们红军时候，最厉害的有四种病，就是疥疮、疟疾、下腿溃疡和拉痢疾。那时他(指周恩来)患的就是这四种病中的一种。在毛儿盖，总理拉痢拉得很厉害，发高烧，经过化验检查在总理排的大便中发现有阿米巴原虫，从化验结果就可以诊断为阿米巴痢疾。当时邓大姐、贺诚(红军卫生部部长)都在场。我为总理看病时，那是他病比较重的时候，临床表现为高烧多天不退，白血球增高，皮肤黄染，肝肿大在右下横指，我当即怀疑他是不是阿米巴肝脓疡，触诊肝区已拖到右肠窝内，这种病在红军内见的不少，在临床也看的不少，也做过不少解剖，主要都是一个脓肿，结合化验检查及临床表现，可以确诊为阿米巴肝脓疡。作这个诊断时，邓大姐、贺诚都在场。长征途中非常困难，好在我带着一些检查或诊断用的X光机、显微镜等。还有治痢的药易米丁。由于病重(垂危状态了)，我除了用易米丁药外，还请卫士同志去毛儿盖山上去挖冰，用冰冷敷，主要放在肝区。为了使炎症不继续发展，因肝脏正压在横行结肠上，所以我的战术是诱导它向下发展不向上发展，要让它按照我的计划达到穿孔排脓……

一天，卫士跑来告诉我，大便拉了好多，有多半盆，我马上去看，拉的就是该排出来的脓。我真是高兴极了，邓大姐也高兴了。我高兴地说，体温会降下来的。体温在下午真降下来啦！大姐对我说：“哎呀！真是很紧张啊！”

时间久远，记忆难免会有出入，但王斌当时是红军卫生学校校长、著名的外科大夫，肯定参加了对周恩来疾病的治疗。如果不经治疗，这种长征途中“死亡率极高”的病怎么可能自己好呢？参加这次访谈的同志很细心，在对王斌顾问访问后，又特意去北京医院访问了潘其美大夫。潘大夫说：“易米丁药是治疗阿米巴痢疾的特效药。总理患病是因用药及时，而光靠冰敷是治不好的。冰敷只能起降温作用。”

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这个采访组后来于1988年9月26日和10月30日又两次对王斌进行了访谈。王斌顾问不顾年事已高，还为周恩来的那次生病绘制了示意图，并留下了以下文字：

周副主席在长征途中毛儿盖患阿米巴痢疾，经主治医生王斌和李治大夫、孙仪之大夫共同会诊，在显微(镜)下发现阿米巴痢疾原虫。故此确诊。

继而每天高烧。发现肝右叶肿大下垂到盆腔口。白血球增多。

以胸骨和脊柱中线为轴，测量左、右胸围。右侧胸围比左侧胸围大四横指。因此确诊并发右叶肝脓疡。根据临床病理统计，多是孤立的肝脓肿，可与横结肠粘连。穿孔排出脓汁而愈。但也有不是孤立的一个，附带两三个较(多)脓肿。

天佑先人，周副主席的病顺乎自然发展规律而痊愈。当然与诊断治疗准确有关。注射Emetine，肝上方放冰袋促其向下发展与横结肠粘连穿孔。

这份当事大夫的珍贵手迹，不仅道出了周恩来当时的病情，还另提到了李治和孙仪之两位大夫。孙大夫当时已故去，李大夫当时还健在，所以中央文献研究室又派郑淑芸访问了李治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