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离开前委后，提出赴苏联留学

“七大”不欢而散，但人散曲未终，分歧依旧，矛盾依旧。红四军是毛泽东一手创建的，但他走了，军委由朱德负责，陈毅则忙于把“七大”决议，毛泽东等给中央的信件，和以前委名义给中央写的《关于闽西情况及前委工作报告》，通过秘密交通送给在上海的党中央。此时是1929年6月底。

中共中央对这些文件较为重视，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进行研究和讨论。政治局认为“七大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是错误的，并指出“红军采取比较的‘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绝对不是家长制’，如果每一件事都要拿到支部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

8月21日，中共中央发来了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俗称“八月来信”。但这封信却杳如黄鹤，红四军一直未收到。直到1982年，即信发出的53年后，军事科学院党史部的研究人员在查阅鄂豫皖地区斗争史资料时，无意中发现了这封信。原来这封信竟被误认为《中共中央给信阳中心县委转商城县委的指示信》，由专人负责交送河南信阳了。

毛泽东离开前委后，提出了去苏联留学的要求。新组的前委经过讨论，在留俄名单上增补了毛泽东、江华等人，名单调整后，正式上报中央。

1929年7月8日，毛泽东走了，前往上杭县蛟洋指导闽西地方工作。同去的有蔡协民、谭震林、江华、曾志、贺子珍。

7月29日，敌人“三省会剿”气势汹汹，叫嚷通过合围用一个星期把闽西根据地一举解决掉。陈毅、朱德连夜赶到毛泽东的住地，召开前委会议讨论对策。毛泽东显得处变不惊，谋略在胸，他说:“我们不要硬拼，要硬中带韧，采用牛篦政策，用力压就瘪下去，一放手又弹回原样。敌人来了，我们分散转移，缩小目标，转移敌人视线，分散敌人力量。等敌人走了，我们再打回来。”“如果三省‘会剿’之敌来进攻闽西，我们可以取道闽北入赣东、赣南，或入福州、延平之间活动；或兵分两路，一路往闽北，一路留闽西。”朱德赞成毛泽东的策略，建议“采取内外结合，围魏救赵的老办法以解闽西之围，一部分部队留闽西，一部分部队离闽西”。朱毛合作已久，配合默契。前委会上，决定由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当陈毅提出毛泽东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时，却遭到了毛泽东的一口拒绝:“七大的做法我不能同意，我不能随随便便就回去。”可能毛泽东觉得说话太过刚硬，又机警地说:“再说，我还要等机会去苏联学习呢！”

前委会议后，毛、朱、陈三个分头行动。毛泽东在闽西山沟沟里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思考、完善着关于中国革命道路、工农红军建党建军的根本原则，在闽西成就了他光辉人生的又一个里程碑。

朱德独挑重担，临时代理前委书记，转战闽西粤东，保卫着闽西根据地，功勋卓著。但党内军内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现象也越来越暴露出来，朱德深为忧虑。所以在攻下上杭之后，召开了红四军第八次代表会议。会议采取自下而上的民主制，摆开问题让大家争论。不少代表提议请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朱德也认为红四军的工作离不开毛泽东，遂与郭化若及一部分党代表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毛泽东给前委回了信:“我平生精密考虑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当‘八边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我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

毛泽东继续深入群众，就政治、土地、政权、组织、宣传、工运、妇运、军运、共青团等方面深入调查，指导闽西的地方工作。信发出不久，毛泽东就觉得信的用词不太恰当，他带有歉意地对身边的萧克说:“我那封信写得不好，身体不好，精神情绪不太好，所以写了那样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