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失去副总理头衔的第二个月，山西省召开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和省政协四届十二次常委会，山西省内长期受陈永贵一派压制的人这回抬起了头。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陈永贵群起而攻之，揭发了他一大堆问题，并且要求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追查他和“四人帮”的关系，追究他在一些事情上的法律责任。人大代表们提出的罢免陈永贵人大代表资格的要求，经领导人出面做工作，勉强压了下来。有关领导人说，下次不选就行了，罢免就算处分了，不好。已经从钓鱼台搬到交道口小院闲住的陈永贵听说了这些事，长叹着说:“唉，老虎吃人有躲闪，人吃人可没躲闪哩！”

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大开幕，代表团里没有陈永贵的踪迹。身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永贵，在家乡山西落选。据说，上面的意思还想让陈永贵当个十二大代表，但是，尽管做了许多工作，陈永贵才得了27票，反对的却有309票。

从副总理职务上下来 他并没有什么不满情绪

马烽向来“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荣辱交朋友”，就是在这么一种情形下，马烽决定去看望陈永贵。

马烽说:“经过多方打听，才算找到了他家的电话号码。陈永贵一听说我俩要去看他，表示十分欢迎。我们知道见了面难免要喝一杯，又知道他家生活不富裕，于是就做了点准备，上街买了两瓶好酒和一些下酒菜，又请北影食堂赵师傅连夜做了两只卤鸭子。陈永贵住在复兴门外高干楼的一套公寓里。他穿戴的还是以前那个样子，见了面还是以前那种打招呼的方式，嘿嘿一笑，说了句:‘来啦？’他看到我们拿来的食品，没有说什么客套话，立时叫他老伴拿到厨房里收拾去了。”

马烽又说:“在喝酒闲聊中，看来陈永贵对从副总理职务上下来，并没有什么不满情绪，完全不是我们猜想的那样。他觉得这样倒好，无官一身轻。他唯一不满意的是，让他去京郊农场当顾问，而不让他回大寨。他说大寨的干部和社员，不断有人来看他，都希望他早点回大寨去。可是这事不由他，他得听从组织的分配。不过他迟早还是要回大寨去，他离不开那里的土地和干部社员。他说如今他们受到社会上很大压力，一提起这事，陈永贵不由得就激动起来，特别是喝了几杯酒以后，竟然对着我俩发开火了。他说，如今大寨人到了外面，连头都抬不起来，有些人故意在他们面前放凉腔，什么‘学习大寨，人人受害’，什么‘以粮为纲，全面砍光’，等等。

“他冲着我俩说，大寨情况你们知道，是不是除去种庄稼什么都砍光了？粉坊、猪场、砖窑是发展了还是砍了？果园是不是这些年才发展起来的？陈永贵还说，有的地方把好好的经济林砍了种庄稼，这是大寨让你砍的？大寨人千辛万苦在搞人造小平原，可有的地方把平展展的耕地改成梯田，这叫学大寨？大寨人把陡坡修成梯田，开山打料石筑起那么多田埂，流了多少汗水？你以为大寨人天生就那么贱？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不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靠什么？天上能掉下馅饼来？

“陈永贵还说，如果说工作中有缺点，有失误，我承认。主要应该由我陈永贵承担，不能让大寨所有的干部和群众分摊。这些年他们也够辛苦了，如今再受上一顿窝囊气，谁心里能服？他们到我这里来，委屈得都哭了，我也为他们抱屈……”

“我和张春桥拍桌子干过，怎么我成了他们一伙？”

马烽还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全面实行‘包产到户’政策。我对此有些不同看法。当然不是完全不赞成，是对其中某些具体做法有意见。当时中央下过一个72号文件，除了肯定‘包产到户’的优越性外，也肯定了合作化时期的某些成绩。今后怎么办？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我认为这个基本精神是完全正确的。但后来将‘包产到户’说得神乎其神，我就觉得有点问题了。我们得反思一下我们的老毛病、老教训:从前说集体化好，说合作化好，说人民公社好，那就一切都好，一阵风，一刀切，把山庄窝铺也搬下来了，小村合大村，小县合大县。这造成多大的损失和伤害！现在又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这不合适。当时，我的老朋友吴象在《人民日报》发表重要文章，说‘包产到户’是‘金光大道’。我对他说，这个观点不怎么科学。我认为中国的农村很复杂，不会有一种灵丹妙药就手到病除。旧社会的人也不认为彻底分开就好。阔地主经不起三股分，就是说老地主一倒下，儿子们一分家，原来的生产单位也就散了，完了。过去集体化是有问题，但是，它也积累了许多公共财富，积累了不少金融管理方面的经验教训，在教育和培养农民方面，也一定程度地克服了许多根深蒂固的小农思想，树立了一定的集体主义意识。这些都应该说是积极因素。但现在要毫无区分地一起推倒，把成套的机械化设备、改良过的土壤、修整好的水利设施，都要分光吃净，废掉重来，不又是一阵风，一刀切吗？我们怎么老也从这个怪圈里走不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