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到中央后，不仅老婆和孩子仍是农村户口，靠工分吃饭，他这位堂堂副总理也没有城市户口，也挣工分。没有城市户口就没有粮票。每年秋后大寨分粮食，要专门拿出陈永贵的那份口粮送到公社粮店，换成全国粮票给陈永贵捎去。陈永贵不算城市居民，也没有正式的国家干部的工资，自然就要在大寨挣工分。大寨大队给这位国务院副总理记满分画满勤，结结实实地算一个壮劳力，每天劳动工值一块五毛钱。除了大寨的这笔工分收入外，山西省每个月还发给陈永贵这位省级领导干部六十块钱。搬出钓鱼台之后，买粮买菜抽烟喝酒全得陈永贵自己掏钱了，山西便把一个月六十块提高到一百块。此外，中央每天也给陈永贵一块二的生活补助，一个月就是三十六块钱。一百三十六块外加一个壮劳力的工分，就是陈永贵可以挣来的全部月收入。

陈永贵经常在大寨接待站陪客吃饭，按规定可以不交钱，可是陈永贵要带头不搞化公为私，让自己的秘书交了一百块钱。陈永贵说:“规定不出，我们要出。不然，吃着香，屙着光，要着钱了扎饥荒。”

俗话说，谁家锅底没点黑，可陈永贵就敢于自揭家丑。陈永贵自己在支部生活会上说:“我坦白一件事，就是一个河北搞修建的，送给我家一瓶香油，六支小挂面，一斤花生。据家里说是接待站九昌相跟送去的。现在人也找不到，要赶快还给人家……”

马烽说:“一个人，能够几十年如一日，永远保持一个纯朴农民的本性，能够拒腐蚀、永不沾，这是最令人敬重的。”

一个农民，硬是被卷进了政治漩涡之中

马烽与陈永贵第二次喝酒与第一次喝酒之间，相隔了十年。十年，对每一个生命而言，都是一个不短的历程。陈永贵在他所处位置，潜移默化中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马烽不知是忽略了这些变化，还是出于其善良天性，“为长者讳，为尊者讳”有意做了回避。

吴思在《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一书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陈永贵如此清廉，如此关心群众，确实大有“勤务员”之风，看起来与“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李自成相去甚远。不过，在清廉勤俭的作风之下，昔阳社会政治关系的深层结构却朝着皇权式的一个人说了算的家长制变动。陈永贵的个人权威日益变得不容反驳甚至不容争辩。过去轻慢了皇帝要犯“大不敬”罪，现在轻慢了陈永贵也要论罪了。

陈永贵的这些变化，反映了现实政治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当我向马烽提及这些变化时，马烽说了这样一番话:“陈永贵是个悲剧。他一个农民，就弄不了个政治，硬是把人家卷进了政治漩涡之中。”

马烽还说:“喝酒时陈永贵谈起他当副总理的事。他说:‘这副担子太重，老实说，我挑不动。可是没有办法，毛主席、周总理安排的，只能硬着头皮挑！’他说他曾向中央写过辞职报告，没有批准。毛主席批示:每年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时间到外地，三分之一时间回大寨。他现在就是遵照毛主席的批示安排工作。当说到正要召开的农业学大寨会议时，他说，中央对这个会议很重视，华国锋、邓小平等几位中央首长都要来。他还说，中国人口太多，吃饭问题是个大问题，看来要把粮食搞上去，当前只能是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大抓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我们又趁机再提那部反映大寨精神的电影剧本，还是希望他和江青说一下，不要重拍了。陈永贵皱了皱眉头说:‘这话我不好说，也不便说。老实讲，就是我说了，也不抵事。’后来我们琢磨出了陈永贵心里的潜台词:当时正是大寨走红的时候，‘四人帮’插手，就是要把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学大寨’这面旗帜变成他们的工具。于是，才有要求重改剧本重新拍摄这档子事。江青按照她的创作原则，要求剧本突出阶级斗争，突出与走资派的斗争。当时弄得我俩是有苦难言，既不敢洗手不干，又不能不听从指挥，只好硬着头皮修改，翻来倒去改了好多遍。影片最后总算又拍了出来，剧名也由原来的《千秋大业》改为了《山花》。虽然导演是一流的导演，演员是一流的演员，但剧本基本上是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