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大寨人当“怀疑对象” 他很反感

马烽这个“‘四清’工作队长”，正好撞上了陈永贵这么个碴口。

马烽说:“老孙的爱人王之荷正好也在我们工作队，所以对实际情况很了解。老孙告诉陈永贵，他们没有整干部，没有搞逼供信，为此还差点被打成右倾。听完孙谦的介绍，陈永贵的脸色缓和了许多。他问我:‘你怎么敢顶那股风？’我说:‘不是我有什么本事，群众没有揭发，账目清清楚楚，查不出任何蛛丝马迹，我们能强迫人家承认有贪污盗窃吗？’我告诉他，那是一个先进大队，生产搞得好，分红也高，干部班子也比较强。即使工作中有些缺点甚至错误，也只能是帮助教育，搞逼供信整人无异于犯罪。

“我讲完，陈永贵也打开了话匣子，他的大意是说，社队干部中确实有一些贪污盗窃、称王称霸的败类，但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基层干部是好和比较好的，他们在生产第一线，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要和各种坏思想作斗争，劳心费力地率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能力有限，困难重重，工作中难免有缺点错误。他们欢迎上级派人给他们以支持帮助，批评教育。但是把他们都当成是‘四不清’的怀疑对象和审查对象，采取‘有枣无枣打三杆’的做法，使他们很反感。虽说‘真金不怕火炼’，‘身正不怕影子斜’，可这种做法，给人的精神上很大的压力和剌激。”

马烽与陈永贵的第一次喝酒，正是陈永贵“命运交响乐“的序曲部分。此时展开的许多人际交往和思想交锋，将引出陈永贵今后人生道路走向中的种种变奏或共鸣。

也许可用上那句诗——“家国不幸诗人幸”，历史把一个千载难逢的文学机遇赐予了马烽。

马烽（1922-2004）

编剧、小说家，原名马书铭，山西省孝义县人。1944年在《晋绥大众报》工作期间，与西戎共同创作了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1964年创作电影剧本《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及续集，并创作长篇小说《刘胡兰传》。他和西戎的作品由于乡土气息浓郁而被称为“山药蛋派”。

陈永贵（1914—1986）

山西昔阳人。先后任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政府生产委员，中共大寨村支部书记、大寨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大寨生产合作社(后为生产大队)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赞扬和表彰。1973年8月被选为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农业工作。1980年9月辞去副总理的职务。1986年3月2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第二次喝酒 十年后，“阶下囚”面见副总理

剧本《山花》修改之累

马烽说:“和陈永贵第二次喝酒，已经是十年以后的事了。‘文革’中，陈永贵被造反派拥戴成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我们俩则都被打倒了，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谦是‘反动学术权威’。那个剧本也成了我们罪行的一部分。那时全省造反派分裂成了两大派，拥护陈永贵的一派说剧本贬低了英雄人物，罪该万死；反对的一派又说我们为陈永贵歌功颂德，涂脂抹粉，也是罪该万死。我们俩已经成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人，多一条罪状少一条罪状也就不在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