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毛泽东生日宴 他一个劲地咧着嘴傻笑

1964年3月28、29日，毛泽东到河北邯郸，停车于邯郸火车站，召见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和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陶鲁笳汇报了他在昔阳蹲点的情况。陶鲁笳详细地向毛泽东介绍了陈永贵。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听了陶鲁笳的介绍，还问:“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不识字？”陶鲁笳当即在纸条上写了“陈永贵”三个字，并说:“陈永贵，42岁扫盲，今年50岁，现在能读报，还懂得什么叫‘逻辑’。不久前陈永贵在太原作报告，赵树理听了很佩服，对我说，陈永贵的讲话没有引经据典，但他的观点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和辩证法。”

1964年12月26日，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毛泽东邀请了作为中国新型农民代表的陈永贵参加了自己的生日宴会。毛泽东的生日宴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一间不大的房子里，品字形地摆了三张桌子。毛泽东在上方的一桌，陈永贵极荣幸地被安排在毛泽东身边就座。吃饭的时候，毛泽东对陈永贵笑道:“你是农业专家噢。”陈永贵听不懂毛泽东的湖南话，只是一个劲地连连点头，咧着嘴使劲笑。有人在一旁解释道:“主席说你是农业专家。”陈永贵听了立刻又摇起头来:“不，不，我不是农业专家，不是农业专家。”毛泽东问起陈永贵的年龄，陈永贵答道:“50啦。”毛泽东笑道:“50而知天命哟。”

毛泽东借用孔圣人“知天命”一词，说得颇有“一语道破天机”的意味。

初见陈永贵:

不像村干部，纯粹是农民

马烽说:“1965年春节后的一天，孙谦告诉我说，陈永贵正好来省城参加个座谈会，他已经约了陈永贵第二天到家里来和我见见，认识一下。我当然很高兴，我俩当即商定在我家与陈永贵‘共进午餐’。听老孙讲，陈永贵也是爱喝两杯，那年他在大寨，有时开会开到深更半夜，肚子一饿了，就去敲开供销社的门，买两瓶酒，买两筒罐头，和陈永贵喝酒聊天。钱当然是老孙掏腰包，因为陈永贵是靠劳动分红过日子……陈永贵给我的第一印象:他不像当时的村干部，纯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区农民。他穿一身黑色的棉袄棉裤，脚上是一双砍山鞋，头上包一块白羊肚毛巾。古铜色的长脸上刻满了很深的皱纹。嘴唇比较厚，牙也比较长，牙缝也比较宽，猛一看，好像土围墙上安了个栅栏门……我家准备的午饭尚可，除了一些下酒的冷盘热菜以外，还有一个大火锅。这大多是过春节的剩余物资。我还特意准备了两瓶汾酒，打算三个人痛饮一番。陈永贵没说什么客套话，坐下来就和我俩对酌。我们就这样‘东沟里一犁，西坡上一耙’地聊了起来。”

在马烽与陈永贵第一次喝酒时，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

马烽说:“孙谦给我们做介绍时，大约是为了引起陈永贵对我的重视，把我的职务都说了，什么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省委委员，等等。陈永贵对此没有什么特别反应，只是一般地和我握了握手。他的手像老树皮一样粗糙坚硬。写电影剧本的事，陈永贵早已知道。孙谦为了说明省委对这事的重视，特别强调了我本来已经担任了一个村‘四清’工作队长，是特意为写电影剧本抽调回来。

“谁想孙谦这么一说，陈永贵不冷不热地对我说:‘那你在四清中一定整出不少麻袋、票票吧？’所谓麻袋、票票，是‘四清’中的通用名词，意思是指村干部贪污了多少粮食和钱。从他问话的语气中，可以听出他对‘四清’中的做法很有意见。后来我到大寨深入生活，才了解到:就在陈永贵参加全国人代会，参加毛主席的生日宴席时，一支‘四清’工作队像搞土改时那样，在大寨扎根串连。派到大寨的‘四清’工作队的队长叫张子仪，是晋中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四清’运动就是要整那些‘四不清’的干部，当然就是用不信任的眼光打量大寨的领导班子。陈永贵并不怕‘四清’，他自信大寨的干部一没有贪污挪用，二没有多吃多占，三没有当官做老爷，大寨在‘四清’中也能当个先进典型。因此他就让大家协助工作队开展工作。陈永贵没想到的是，工作队完全撇开大队党支部，撇开他陈永贵，只管在下面扎根串连，发动群众，清查账目，寻找大寨干部的毛病。张子仪不信大寨会没有一点问题，用当年张子仪的话说:‘就是一面红旗吧，旗杆上也难免生几只虫子。’在此之前，已经有了大寨隐瞒地亩、多报产量、骗取荣誉的种种传闻。工作队联络一些挨过整受过气的社员，发动群众揭发检举，白天黑夜地组织干部们开会学文件，‘洗手洗澡’，追问各种问题，走家串户地挖情况，搜寻着陈永贵和大寨干部‘四不清’的证据。当陈永贵满心欢喜地从北京回来的时候，‘四清’工作队认为已经抓住几个挺像样的问题了。村里的气氛也闹得挺紧张，社员轻易不敢跟干部说话，好像他们是阶级敌人，需要划清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