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期，北影提出要拍摄我俩写的那部电影剧本，当时‘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已遍及全国，陈永贵又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不管省委领导持什么观点，都不便公开拒绝，于是把我俩调回省城太原，开始修改剧本。我俩也就陷入了一种十分难处的境地。支持陈永贵的领导人认为原剧本基础可以，只是提了一些修改意见供作者参考。我们认为这些意见有道理；可是改好以后，反对陈永贵的领导人则说剧本不行，必须大改。改来改去，怎么也交不了卷。这方面同意了，那方面不赞成；那方面点头了，这方面不通过。我们只好夹在中间活受罪。前后修改了十多次，就为这么个剧本，我俩竟然列席了两次省委常委会参加讨论。最后总算两方面都拍板了，剧本交给了北影，不久听说开拍了，我俩才算松了一口气。”

“1975年秋天，有天傍晚，山西省委办公厅郭栋材同志来找我和孙谦，说省委书记王谦要我俩第二天早上8点以前一定要赶到大寨。我问他什么事，他说他也不知道。电话是从昔阳县城打来的。他说打算派辆小车连夜送我们去，恐怕第二天走就来不及了。于是我和孙谦匆匆吃完晚饭，拿了点日常生活用品就出发了。

“当时听说中央要在昔阳召开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山西省委的领导同志都在昔阳。车到昔阳已经是半夜了，我们先在一个临时招待所住下。第二天一早去大寨，路过武家坪村的时候，正好碰上在此插队的孙谦女儿笑非。她悄悄告诉我们，前两天江青带着一伙人马来了，就住在大寨接待站，不知道来干什么。听了这消息，我俩都有点忐忑不安。省委要我们急如星火赶来大寨，显然与江青有关。‘文化革命’中我们受尽了折磨，一听江青这两个字不由得头皮就有点发炸。如今不知又有什么大祸要临头了。

江青来大寨，要亲自抓《山花》

“我们到了大寨招待所。所长是老熟人，他已知道我俩要来，房间也已安排好了。问他叫我们来干什么，他说他也不知道。匆匆吃完早饭，他就领着我们去接待站找当时的文化部长于会泳。接待站在招待所后面的山坡上，那里是接待贵宾的地方，如今门口已站上了岗哨。一进大门正好碰上于会泳。所长介绍后，于会泳‘嗯’了一声说:‘来，先帮助抄稿子。’随即把我俩领进大门旁的一座屋子里。

“屋里摆着一些桌子和凳子。已经有几个人坐在那里不知在抄写什么。于会泳从一本扯开的笔记本上撕下几页给了孙谦，又撕下几页交给我，要我们往稿纸上誊抄。看样子是讲话笔记，可无头无尾不知在说什么。我们正要动手抄写，忽听院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喊声:‘孙谦、马烽来了没有？’于会泳立即应了一声:‘来了！’随即对我俩说:‘别抄了，快去见首长！’一出屋门，只见有几个背着照相机、提着热水瓶的男女解放军，簇拥着江青向大门口走来。

她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大衣，包着一块花头巾，手里提着个小竹篮。没等于会泳介绍她就大声说:‘这不就是孙谦嘛！我认识。’江青确实认识孙谦，50年代她担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时，曾给孙谦的电影剧本《葡萄熟了的时候》谈过修改意见，后来还带着孙谦去拜访过当时全国供销总社主任程子华。这次她和孙谦握手之后，转身又和我握手，边说:‘你是马烽，我知道。今天咱们先去虎头山上劳动！’我们谁也没有吭声，只好跟着她走出大门。

“一出大门，她忽然用右手挽住了我的左胳膊。我立时感到头有点大了，精神也十分紧张，真正是诚惶诚恐。她是毛主席的夫人，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是说话落地有声的人物；而我是被打翻在地，刚刚坐起来的小萝卜头。我真有点受宠若惊。我既不敢甩脱她的手，又不敢靠近，只好随着她往前走。路上只听她说:‘你写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很不好。三角恋爱嘛！《扑不灭的火焰》还可以，可惜没拍好。我看可以重拍。’顺着一条倾斜的水泥路，走不多远就到了大寨的饲养场。只见附近有一些穿军装的警卫人员，拉着几匹马守候在那里。这时江青才把挽我的手抽回去。我的左胳膊立时感到轻松，精神负担也减轻了。这时只听江青说:‘上山我要骑马。马烽，你也骑上一匹。’我见许多人都拥了过来，觉得自己陪着骑马不合适，忙说:‘我不会骑马。’她在警卫人员扶持下，边上马边说:‘你当过八路军的，不会骑马？’有一个警卫人员悄悄向我说:‘你赶快骑上，要不首长生了气，我们也不好办！’江青在马上又扭回头来说:‘还有一匹，孙谦骑上。’于是我俩都骑上马，在警卫人员的护卫下，沿曲折的土路，来到了虎头山上……我和孙谦趁机躲到一旁去抽烟。老孙问我:‘江青和你说什么来？’我忙把路上江青说的话告诉了他。他说:‘你就没问她叫咱来干啥？’我说:‘我敢问吗？你要有胆量你就去问问！’老孙摇了摇头，苦笑了一声说:‘只好听天由命了。’我俩蹲在那里，一连抽了两支烟。

“远远看到陈永贵上虎头山来了。我俩原本打算过去和陈永贵打个招呼，侧面打听一下调我们来干什么，可这时只见江青不再摘花椒了，边接过护士递去的水杯，边迎上去和陈永贵说话。我俩也就不好过去了。后来江青招呼我们一同和陈永贵拍了几张集体照。陈永贵说要到县城去开会，匆匆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