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饭后我俩回到宿舍，我有点感叹地说:‘昨为阶下囚，今成座上客。这不知是要怎么呀！’老孙说:‘鬼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从和江青半天的接触中，虽然她显得很热情，但我们还是有点忐忑不安。因为近两年听一些知心朋友们背后传说，这是个说变脸就变脸的人物。她究竟叫我们来干什么？左猜右猜也猜不透，这就只好等待下回分解了。

“第二天上午，从北京又来了一些文艺工作者，有穿军装的，也有穿便衣的。我们认识的有北影导演成荫、崔嵬，还有演员谢芳。他们一见面就向我们打听，江青叫他们来干什么。我说:‘我俩还在闷葫芦里关着哩！’崔嵬是《山花》的导演。我们问他影片拍得怎么样了，他说外景都完了，正在拍几场内景戏，很快就可结束。他说:‘正忙得马踩车，于会泳一个紧急电话说江青叫我们马上来。不知这位老佛爷又要发什么指令！’这天吃晚饭的时候，江青的指令下来了。她把我俩和崔嵬，还有《山花》的主要演员谢芳叫到一个桌子上，开宗明义说要我们拍一部反映大寨精神的电影。崔嵬忙告她说，《山花》已经快拍完了。江青说:‘我看过一些样片，不成！要重改剧本，重拍。’我忍不住说了一句:‘听说北影为这部片子已经花了40万元……’江青说:‘40万有什么了不起？就算缴了学费吧！导演还是崔嵬，主角还是谢芳，编剧还是你两个，可以再吸收几个年轻人。这事我要亲自抓，一定要拍好！’直到这时，我们才知道这次把我们召到大寨，是为了电影剧本《山花》的事。当晚我俩回到招待所，都有点怄心丧气。从《千秋大业》到《山花》，这个电影剧本竟然成了我俩长期摘不掉的一顶愁帽子。”

窑洞里和陈永贵喝茅台

马烽又说:“我和孙谦俩人商量了半夜，觉得只有找陈永贵想办法。他是副总理，又是政治局委员，只要他说这部片子还可以，不要再重拍了，我们才有可能躲过这一厄运。早饭后我俩就贸然去找他。刚走到他家那座没有院墙的院子附近，就被一位穿便衣的警卫人员拦住了，说什么也不许我们去打搅副总理。幸好走过来一个当地的中年妇女，一见面就和老孙热情地打招呼。她听说我们是去找陈永贵，忙向警卫说:‘他们是老陈的朋友，不让见可不沾。’警员就不再拦阻了。

“一走进院子，就看见中间一孔窑洞的窗户上，映出了陈永贵着白毛巾的那颗脑袋。撩开门帘进去，只见他蹲在窗户前的炕上，端着个粗瓷大碗在吃早饭。碗里是这里老乡日常吃的沙粥，那是用小米和玉茭糁熬成的糊糊，窗台上摆着一小碟老咸菜。他穿的还是黑色的中式裤褂，老布鞋。那几个栅栏一样的门牙已经变成了一口白白的义牙，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牙疼得没办法只好拔了牙齿重新镶的。这一变，面孔显得好看了一点。他一见我们，微微笑了笑，说了句:‘来啦！’这和以前见面打招呼一样。他三口两口把碗底的那点沙粥喝完，把碗搁在窗台上，然后跳下炕来说:‘走，到客厅里去坐。’说是客厅，其实就是窑洞旁的一间大平房。房里摆着几件旧桌凳和橱柜，还有两对简易沙发。他一进客厅就忙着给我们泡茶，拿烟。

“我们不想耽误他的时间，老孙开门见山把我们找他的目的说了。陈永贵说:‘写电影是你们文艺人的营生，我可不插手管这事。’写这部电影剧本，他确实没有插手管过，尽管几次的打印稿都送给过他，他从来也没提过什么意见。说着说着，他突然说:‘咱们这么干坐着说话多没意思，喝酒吧！’他边说边从柜子里拿出一瓶茅台酒，三个酒杯。酒杯是椰子壳做的，外边雕着花，里面镶着银。他斟下三杯酒，这才发现没有下酒菜。于是拉开橱柜端出半碟炒山药蛋丝来，显然这是昨天吃饭剩下的。接着又端出个扣着小碗的碟子来，揭开小碗才发现里边是几个掰开的点心。他说了句:‘这不能下酒。’随手又放进橱柜里。然后拉开抽屉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一个玻璃瓶罐头，里面是几个大青椒。接着张罗要炒鸡蛋。老伴吃完早饭上地去了，家务活他从来也不插手，因而找了半天也找不到油瓶放在哪里。我们边忙劝阻，他也只好就此作罢。看到陈永贵在家里的这种生活状况，我颇为感慨。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堂堂国务院副总理，回到家里竟是这个样子。”

堂堂副总理没有城市户口 也须挣工分

讲述到这里，马烽插入了不少陈永贵当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以后，生活俭朴的细节:

陈永贵的烟瘾很大，他抽烟有个特点，就是从进门点着第一支烟开始，就不断火。左手指夹着的烟刚抽了半截，右手已拿起另一支，慢慢用手捏烟头，挤出一些烟丝后，把那半截烟栽在上边继续抽。他做这些动作十分熟练，连看也不看一眼。一盒烟抽完，烟灰缸里只有一根火柴棍，连一个烟屁股也不见。陈永贵一天得抽两三盒烟。那时候，中央首长都有特供烟，不是“熊猫”就是“中华”。但陈永贵从来不抽好烟，他最常抽的牌子是三毛八一盒的“三七”，和一毛八一盒的“阿尔巴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