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长大的曹雪芹到北京后的几十年生活，我们一向知之甚少。

　　本书编选吴恩裕、胡文彬等人研究曹雪芹在北京生活、著述经历的文章。本书涉及大量文史资料，并以严谨有序的论证分析，结合众多相关的民间传说，全面展现了曹雪芹在北京数十年岁月的风貌。其中论断尚有争议之处，读者不妨自辨。

　　家住蒜市口

　　曹雪芹，名霑，字芹圃，号雪芹，又号芹溪，自署梦阮。康熙五十四年(1715)生于江苏南京利济巷江宁织造府署。他的家是一个接驾四次、得到康熙特殊“恩眷”、显赫一时的世家。

　　曹雪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正赶上曹家“盛世”的末期。四五岁时，他家由于康熙、雍正皇位更迭的政治变故受到牵连，开始有了败落的征兆。雍正六年（1728)他父亲亏空大量公款，被撤职抄家并递解回北京。这一年，曹雪芹不过十二三岁，也随同北上。从此，他在北京住了三十多年，度过了清贫不屈、辛勤写作的一生。

　　曹雪芹在北京的生活、交往和写作，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活动时期，可惜我们只有通过他的朋友的诗文和一些传闻，约略勾画出大致的轮廓。

　　曹家在北京崇文门外蒜市口、贡院附近，前门外鲜鱼口、东城烧酒胡同原有几处旧房，抄家后雍正亦曾明令“少留房屋，以资赡养”；加上在通州还有六百亩地和张家湾一家本银七千两的当铺，看来生活还过得去。

　　崇文门外一带充溢着中下层社会的生活氛围，既是故衣百货、农副产品的集散之地，也是商贩农夫、游民乞丐、市井豪侠乃至僧尼道士、三教九流的荟萃之区。曹雪芹以废官家属，家败回京后即生活成长在这样一个地域环境里，其耳闻目见、交往接触的自然多有下层社会的生活情景和各色人物，使他对社会对人生的体验和认识较之在江南时发生深刻的变化，对其成长、思想和创作产生既大且深的影响。即以小说人物而论，庚辰本第二十四回写贾芸路遇醉金刚一段文字，有眉批云：“余三十年来得遇金刚之样人不少，不及金刚者亦不少，惜书上不便历历注上芳讳，是余不足心事也。壬午孟夏。”

　　壬午是乾隆二十七年(1762)，上推三十年为雍正十年(1732)，正是曹雪芹住在蒜市口期间。曹学芹曾住蒜市口的论断同时也证实了曹雪芹曾寓居卧佛寺传说的可靠性。过去传说曹雪芹家败落后，曾居崇文门外卧佛寺。多年以来，论者多以曹雪芹是满洲旗人，不能居外城，因而猜想这卧佛寺当是西城旧刑部街西之卧佛寺，即鹫峰寺。现在，清代档案既已证明曹雪芹回京后住在蒜市口，则其“曾居崇文门外卧佛寺”之传说当可坐实。崇文门外卧佛寺，在蒜市口东北二里许。

　　著书黄叶村

　　曹家在江南时即与佛门多有瓜葛，雪芹自幼受家庭熏陶影响，与僧尼寺庵交往接触，自是情理中事。迨家败回京后，既住蒜市口，就近访游诸寺，日久与寺僧交契，或在孀母故去、贫穷难耐凄凉之时，寄居卧佛寺中，甚至在此期间开始构思《红楼梦》并写初稿，自有可信之处。试看《红楼梦》第一回便写一寄居葫芦庙中的穷儒贾雨村，说他“自前岁来此，又淹蹇住了，暂寄庙中安身，每日卖文作字为生”。此处大概影射的是曹雪芹寄居萧寺，作文卖字，过午不食的落魄生涯。

　　不过曹家的先人是清室皇族的奴仆——包衣，又是被抄了家的，所以受到官僚士大夫的轻视。曹雪芹虽然在族中家塾或官学学习“正学举业”，却非常厌恶靠科举求“仕途经济”。他工诗善画，高谈雄辩，诙谐幽默，放荡不羁，常和一些愤世嫉俗、志同道合的朋友诗酒往来。这种以“杂学”对“正学”的行为本身，就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反抗。

　　到京约十年后，乾隆四年(1739)他家遭到又一次重大变故，终于一蹶不振。青年时代的曹雪芹也最后结束了“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陷于日益贫困之中了。但是，他亲历了家道急骤中落的变化，开始孕育着“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磈礧时”的宏大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