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成功，是新文化运动的成功；他的失败，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失败。六一六事变，孙、陈的政治分歧，最终不得不诉诸武力，以悲剧收场。从此，陈炯明便由“革命的马前卒”，沦为“千古罪人”，而他的“模范省”理想，亦全盘付诸东流矣。新文化运动，由广东人梁启超为它开篇启行，最后也由广东人陈炯明为它绝笔断章。

1922年5月14日，《努力周报》第二期上，刊登了由胡适起草，蔡元培领衔， 16位知识分子联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要求政府立即进行政治改革，改革的最低限度目标是成立一个好政府:

好政府的涵义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

（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

（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

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的用人等等；因为我们深信“公开”（Publicity）是打破一切黑幕的唯一武器。

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

胡适呼吁全体优秀公民都要站起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北京有七所高校的校长——北京高师校长李建幼、北京女子高师校长毛邦伟、北京法律专门校长王家驹、俞同奎、北京医药专门校长周颂声、北京农学院院长吴宗植、北京艺术专门校长叶倩——亦公开声明，支持这份宣言。

后人回顾历史，当有无尽的感慨，一方面为那些仗义执言的知识分子所感动，一方面亦为中国文人的通病，扼腕痛惜。陈炯明在广东正是实行着这个宣言中的主张，正在努力进行政治改革、努力期成一个好政府，却不见这些知识分子对他施以援手，没有人参加他的“奋斗”与“决战”，只有陈独秀去帮了他一把，很快也一走了之了，大家眼睁睁看着陈炯明单枪匹马盖高楼，眼睁睁看着它楼塌了。

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

[1] 陈炯明《〈闽星〉发刊词》。《闽星》第1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2] 陈炯明《〈闽星日刊〉宣言》。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1月13日。

[3]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三联书店，1978年版。

[4] 《申报》1919年8月17日。

[5] 黄炎培《一岁之广州市》。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

[6]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南方周末 叶曙明)更多历史内容请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