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1919年春至1920年秋期间，身为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以高涨的热情，在闽南推行他的政治实验。积极整训军队，改良币制，修筑公路，整理教育，派遣青年赴法、美、英、日留学。创办《闽星》杂志和《闽星日刊》，提倡社会主义，推动新文化运动。并资助孙文、胡汉民等人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又广邀新学人士，到漳州讨论学术，研究新思潮的发展趋势，为闽南护法区赢得了“模范小中国”的美誉。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新文化在南方取得的实际成果。

五四运动发生后，陈炯明密切留意着青岛问题的发展。当学生开始走上街头以后，他亲自起草通电，表明支持北京学生的立场。由于粤军成功地在闽南建立了一块占地26个县的地盘，迫使北方政府坐下来谈判，陈炯明的一言一行，受到全国，甚至世界的瞩目。

5月22日，由福建省立第八中学发起，闽南联合会、省二师范、龙溪县立小学和各校校长、教员、学生、商会会长、农会会长、当地绅商，一万余人，在漳州召开国民大会。陈炯明到会演说，表示完全支持人民的抗议行动，反对在卖国和约上签字。大会通过三项决议:一、致电巴黎和会及我国专使，争回青岛，废除“二十一条”及各种密约。二、要求惩办卖国贼。三、抵制日货。

6月下旬，和约签字问题迫在眉睫。陈炯明主张，南方在南北谈判桌上，不妨尽量向北方妥协，只要坚持恢复旧国会，维护宪法（临时约法），不应再拖延南北一致，合力支持巴黎和会代表，以争取中国的利益。

在五四运动中，陈炯明的爱国立场是非常鲜明的，态度是非常坚定的，对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抗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民国初年的中国，遍地军阀，有枪便是草头王，陈炯明虽然手握兵符，却倾心于文化事业，堪称中国唯一的“新文化将军”，上马能托着五百支枪与北洋政府作战，下马能办报、办学、写诗作文，纵论天下大势。

广州曾经是安那其的重要根据地。1912年，安那其泰斗刘师复在广州建立“晦鸣学舍”，创办《晦鸣录》周刊，安那其八条纲领:共产主义；反对军国主义；工团主义；反对宗教主义；反对家族主义；素食主义；语言统一；万国大同。陈炯明是信奉安那其主义的。

当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大江南北之际，陈炯明致书晦鸣学舍旧人，邀请他们全体赴闽，协助他开展新文化运动。一批安那其主义者，在华南区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主持人梁冰弦率领下，携同印刷器材、文字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排印技工，到了漳州，陈炯明交给他们的工作，就是“办书局印刷刊行书报”。

1919年12月1日，《闽星》杂志正式创刊，陈炯明亲撰发刊词。他提出一种“全人类社会主义”。

陈炯明宣示《闽星》的宗旨:“我们既然要为世界努力，便当先从改造中国做起，改造中国，又要先从思想界改造起，这就是我们努力世界问题的一个步骤了。闽星社同人见得这个道理，发行半周刊，介绍世界新潮，阐明吾党主义，帮同社会上同志，为新文化的运动，即为思想界的改造，使人人都随着我们在进化线上走去，知道世界的演进，中国是负了一个极重的责任。由是用经营世界的精神，来创造中国的新生命。思想一变，新机大来，前途光明，没有穷极，这是本报的职务，也是本报的希望。”[1]

陈炯明也赞成革命，但在他看来，革命不仅仅是“拿‘手枪’、‘’去干‘杀人’‘暴动’的勾当”，新文化运动也是一种革命，陈炯明说过:“报纸胜过三千毛瑟枪，是有一个价值的。价值大小，不在发行的纸数，而在反响的效果。反响的大小，就是价值的大小了。然而，反响从那里发生出来呢？第一、要看他的主义，是不是适应社会的要求。第二，要看他的传播，是不是向着多数人的方面。主义不适应社会要求，自然没有什么反响，传播不向着多数人方面，虽有反响，也是有限的，或者可以成为恶反响。故此一种报纸发行，须有适应要求的主义，来发挥‘现代精神’，并有符合多数人的传播，去改造‘群众思想’，综合起来，就会发生很大的反响了。”[2]这也可以视作他对新文化运动及《新青年》、《新潮》一类杂志的评价。

陈炯明不但赞成新文化运动的宗旨，而且在闽南付之实践。一时间，“‘过激派’蔓延到八闽去了”的谣言，甚嚣尘上。陈炯明的成绩，甚至把北京大学最激进的学生也吸引来参观，他们到漳州游览后，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盛赞，漳州所实行的措施，“共产时代当亦不过如此”，甚至把漳州称为“闽南的俄罗斯”。[3]

梁冰弦曾概括陈炯明的政治动机:“区内集中全力于教育和生产，从而引导民众涤除旧染。逐步转向较合理的生活，而且训练大家参与实际政治。全国尽管动乱纷纭，希望这一角落，打好一个民主化政治的基础。一个角落如果弄得好，相信对全国没有不生影响之理。影响所及，民众抬头，乱国的军阀便难立足，这可以说是这里的革命策略。革命的对象，简单说就是民主的破坏者、障碍者；革命的目标，简单说是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经济。”

梁冰弦以安那其同人的身份，诚恳奉劝陈炯明，不如自动把什么总司令丢进垃圾桶，自己宣告回复清白的平民身分，正正经经干社会工作，其影响于人心更大。更多历史内容请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