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冰弦的文人心态，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一种成见，即以为新文化运动就是几个文人的事情，其实，如果论写文章、论办杂志、论对新文化的热忱与推广、论对科学与民主的理解程度、接受程度，活跃于《新青年》的沈尹默、吴虞、易白沙这些人，连陈炯明的千分之一都没有，但在史书上，他们一个个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干将”，而陈炯明却只不过是“受到新文化运动感染”的人，无非因为他是军人，而且最后是与孙文分道扬镳的军人。

陈炯明并不认为，只有托起五百支枪去打北京那些败类，才叫贡献社会。投资教育，开发智力，为明天培育人才，方为真正的千秋大业。所以，在各项地方建设中，他最注重推行现代教育。

1919年8月，上海《申报》的记者到漳州采访陈炯明时，他说:“余以为救中国之危亡，非急施以一种平民的精神教育，以促国民自觉自决，而图根本之改造不为功。”[4]这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主张，不谋而合，与当时在北方方兴未艾的平民教育运动，遥相呼应。

陈炯明有一个宏愿，就是广揽海内外人才，在南方创办一所现代大学，改变南方教育落后的现状。当时粤军驻屯闽南，受到广州军政府的排斥，又受到福建皖系军阀的压迫，经济十分困难，但在这种情况下，陈炯明仍表示粤军愿意节衣缩食，凑集五万元，作为筹办西南大学的经费，希望能带动西南其他各省。

9月，他在漳州发布《振兴教育令》，把改良县教育行政和学校教育，积极办理义务教育、社会教育和职业教育，列为当务之急。

1920年8月1日，胡适与蒋梦麟、陶孟和、王徵、张慰慈、高一涵、李大钊七人，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与此同时，陈炯明也率领粤军回师广东，驱逐桂系，实行粤人治粤。11月2日，陈炯明回到广州。省议会推举他为广东省长。广东百废待举。陈炯明马上邀请陈独秀到广东主持教育。

在驱逐桂系后，广东迎来了短暂的和平时期。1921年，陈炯明似乎获得了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

新文化运动在北方历时数年，轰轰烈烈，但许多人还是搞不懂，所谓“德先生”、“赛先生”，与每天为口奔驰的升斗小民，究竟有何相干。但在南方，陈炯明却把他的理想，一点一滴地付诸实践。他用事实证明了，新文化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对这个混浊的社会，它是一种功效神奇的清洁剂。陈炯明是唯一一个用“新文化”来改造社会的人，而不是停留在打打笔墨官司，更令人振奋的是，他的改造，在短期内大见成效。

他在广东禁烟、禁赌，作为建设“模范省”的第一炮，打得非常漂亮，人们对政府的视听，焕然一新。

陈炯明在全省92个县中推行自治，他对报纸描绘他的自治计划:中国各村自古实行共和制，各村莫不以自治为宗旨。今中国之自治，应先自村庄上施行，依次发展，及于全县全省与全国。刻广东已在村上实行分区。自治村中，警察与税收由人民自办，将来各县县长与省议员亦归人民自举，再由议员共举省长。他省能仿行之，则可达到联省自治之目的。

陈炯明开始一步一步推进他的计划，首先设立“经济调查局”，发展地方实业；各县都设立了林业事务所，并在广州设立生丝检查所及蚕种制造所，以改良丝料出产；又将省政府的实业科改为实业厅，赋予更大的权责，以推动实业。不到一年，广州市丝厂增至五十余家，港商投资开设农场及罐头厂；南洋归侨也在洽谈集资开发黄埔港；港、粤、沪商人筹办资本一千万元的股票交易所；成立广东全省总商会。

继广州成立市政厅之后，海口、高州、北海、江门、惠阳、汕尾等地的市政厅（局）也纷纷着手筹备，相继成立。各地拆城墙、修道路、筑公园，开展市政建设，干得热火朝天。经济建设初见成效，文化建设也同步发展。广州着手筹办市政纪念图书馆、第一公园，兴办公共儿童游戏场、公共体育场、美术学校等；举行美术展览、体育运动会；安装马路电灯；在梅花村、竹丝岗建筑新式住宅区，成为广州的模范新区；饭馆、旅店、戏院等公共场所，都要严格执行政府颁布的卫生规则；设立新式屠场，由卫生局监督检查肉类卫生；雇用了上千名清道夫，每天打扫街道，疏通沟渠，改造排水系统；举办卫生知识展览，印制宣传卫生的小册子，挨家派发。更多历史内容请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