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教育会在广州召开第七届联合会，江苏省代表黄炎培，事后撰写了一本题为《一岁之广州市》的小册子，盛赞在新文化之下的广州新景象。他归纳出广州在五个方面的变化:

一、尊人道。如严禁警察无故鞭打人力车夫。

二、言论自由。广州市日报有33家之多，虽有指斥当局，甚至倾向北洋政府的，也从未加以干涉。

三、整风纪。如严禁妓女私入旅馆卖淫，厉行禁吸鸦片。

四、一方面提倡工会，一方面劝戒罢工，同时积极推行工人教育，设立工人补习学校。

五、卫生行政方面，特聘专门人才，以科学的方法，锐意改革。如对医院、化验室、屠场、市场、浴场，以及药品、食料、饮料、茶楼、酒馆、牛奶房、剧场的管理，对妓院的检查和取缔。[5]

什么是移风易俗的新文化？这就是了。陈炯明的种种举措，在南中国开辟了新文化的一块实验田，在举国上下官僚、军阀、政客横行，一团乌烟瘴气的空气之中，柳暗花明，生机勃勃，吸引了天下人的目光。如果没有这块实验田，人们也许永远以为，新文化运动，不过是一班书生的空谈。但历史是公平的，它不会把所有门窗都关死，总会留下一扇窗子，哪怕是一条小缝隙，让后人可以看到，原来历史也有另一种可能性。

这时的广东，几乎是新文化运动的最后一个据点，最后的希望所在了。

1921年2月14日，省政府公布陈独秀主持起草的《全省教育委员会组织法》，实行以合议制的委员会代替旧制的省教育厅。3月8日，教育委员会正式成立。第一任委员长由省长聘请陈独秀担任（兼大学预科校长），以后按组织法选举产生。

陈独秀主持广东教育会后，拟定了一份义务教育计划，从1922年8月起，至1928年7月止，分期推广，公立学校实行免费读书，务求在六年之内，使三百多万儿童，能够完全就学。教育委员会还决定筹办西南大学、市民大学、编译局、宣讲员养成所、贫民教养院、劳动补习学校、通俗图书馆、幼稚园等等社会教育机构。

陈独秀把《新青年》也搬到了广州出版。

陈炯明和一般军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具有民主思想，反对军治、党制，提倡民治。这就不为国民党人以至孙文所同意。孙文把国民革命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在他眼里，人民是“无知可怜”的幼儿，革命党是保姆。1921年1月12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复会后，孙文号召国民党人，像推翻清政府、袁世凯那样，再发动一次全国性的革命，来推翻北洋政府，他宣称:“北京政府实在不是民国政府。我等要造成真正民国。”

段祺瑞昨天才刚刚“再造共和”，孙文今日又要“再造民国”，造来造去，用陈独秀的话说，“什么护法，什么统一，都是一班没有饭吃的无聊政客在那里造谣生事，和人民生活，政治理想都无关系，不过是各派的政客拥着各派的军人争权夺利，好像狗争骨头一般了”，是“狗的运动”。

陈独秀说，新文化运动不仅仅是学理上的进化，它是一场“人的运动”，对社会现实，有直接的影响。“新文化运动影响到军事上，最好能令战争止住……新文化运动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到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要把劳动者当做同类的人看待，不要当做机器、牛马、奴隶看待。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6]

胡适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说，对中国的现实问题，要一个一个去研究，一个一个去解决，他建议人们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大总统的权限问题，卖淫问题，卖官卖国问题，女子解放问题，男子解放问题。其实这些问题，陈炯明在闽南、在广东，都一一研究了，并且在实践中尝试去解决。他所做的工作，正是陈独秀所说的，用人的运动去轰散狗的运动。以新文化运动，去影响和改造这个社会。他成功了，他也失败了。更多历史内容请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