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杨尚昆回到北京。他深知问题的严重性，一下火车，当即“向小平、彭真略谈了一下情况”。此后几天，杨尚昆又先后找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周恩来秘书康一民，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等人了解情况。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这次，毛泽东乘坐专列去广东一带搞调查研究。一天，毛泽东和一位服务员在专列办公室谈话。谈话后，服务员步出，恰遇另一专列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得意地说，他知道这位服务员和毛主席刚才谈话的内容。服务员问他如何知道的，那位工作人员便展示了录音设备。服务员转身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大发雷霆。

5月2日下午，杨尚昆向刚刚返京的周恩来总理汇报了“录音事件”。当晚，他仍感“心情不安、坐卧不宁”。8日晚，杨尚昆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录音事件的疏于检查作检讨并请处分”。20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和杨尚昆又在一起商谈了关于录音问题的处理意见。

处理措施有如下三条:一是决定田家英任中办副主任，以加强领导；二是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作出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五项规定；三是中央书记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并决定给叶子龙、康一民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以警告处分。

按理说，该批评的批评了，该处理的处理了，而且没有再犯同类错误，问题无疑是解决了。然而，到了1965年，这件事又被林彪、江青等人重新提了出来，并且说是杨尚昆“私自安装窃听器”，真是令人莫名其妙:其一，杨尚昆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安装录音机作录音记录，这本是正常活动，而且事前征得过中央的同意；其二，所谓“窃听事件”实际不是杨尚昆具体经办的，具体责任人是中央办公厅的一名副主任，但是，这名副主任反而没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