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营生活极端压抑，“艾瑞叔叔”经常感到头部疼痛，但他从不向日本人求助，也没有告诉任何狱友。1945年2月初，“艾瑞叔叔”有一周的时间没有给学生们上课，事后大家才知道他病了。就在他去世前几天的晚上，他冒着生命危险，独自前往集中营的陈尸所为两名死去的修女祷告。

2月20日，也就是“艾瑞叔叔”临终的前一天，他还和同学们在棒球场上交谈，谁也看不出他身上隐藏着巨大的病痛。第二天的上午，“艾瑞叔叔”脑里的肿瘤便夺去了他盛年的生命。消息传出，整个集中营无不悲痛，侨民们自动联合起来为他举行葬礼，学生们组织了仪仗队，朋友们争着为他抬棺，连日本看守也加入其中。

因为条件受限，“艾瑞叔叔”去世后，遗体被放在一个临时制作的棺材里。狱友们在他的坟墓旁竖起一支简单的十字架。由于找不到油漆，也没有带颜色的笔，他们就用黑鞋油在十字架上写下“艾瑞叔叔”的名字。

直到今天，“艾瑞叔叔”也没有离开中国。6月29日，记者在那两排矮小的平房的南面看到了战后人们为他重立的墓碑。这块墓碑，是由他家乡苏格兰的马尔岛花岗石制成，正面碑文写道:“他们应可振翅高飞，为展翼的雄鹰；他们应可竞跑向前，永远不言疲劳。”

勇敢的中国运粪工人

今天广文中学内仅存的两座乐道院小楼，经过修缮，其中一座被利用为集中营陈列馆。据馆内工作人员介绍，日本人把乐道院侵占为集中营以后，这两座小楼就成了日本看守的办公楼。

当时集中营内的粮食供应实行配给制，定量和日军占领区的中国城镇居民一样，仅能维持半饱。1943年以后，随着日军不断扩大战争规模，消耗大幅增加，这时集中营的面粉配给量减至不足二成，杂粮只剩下发霉的高粱面，只能用来煮粥充饥。戴爱美回忆，她的老师甚至把垃圾里的碎蛋壳洗一洗磨成粉吃，以增加钙质。

在饥饿难忍的情况下，难友们便出高价从看守那里换取食品。日本看守也趁机巧取豪夺，大发横财。

如今作为集中营陈列馆的那座小楼甚至被辟为“商店”。钱很快用光了，人们又拿衣服、鞋子交换食品，一时间，营内露膊赤脚者触目皆是。

一些“营民”还冒险与营外的中国百姓隔墙交易，他们通过能够进出集中营的中国厨师、运粪工人捎口信，约定看守不易发现的时间、地点，由墙外的百姓从墙根抛进所需食品，外侨也立即将钱或衣物抛出，价格比买通看守便宜得多。

日本看守对待欧美侨民一般并不殴打用刑，较重的处罚是关禁闭；但他们对待中国人却极其凶狠残忍。有一个中国临时工因向营内偷带食品，被日本看守打得死去活来，随后便失踪了。上圩村青年韩祥携带食品试图翻越围墙与营内侨民交易时，触电网死于墙头，日看守故意拖延多时，使其曝尸示众。还有上虞河村13岁女孩韩贞昌，捡破烂时靠近集中营外墙，被日本看守残酷殴打后扔入河中，她挣扎着游上岸又被扔入，终因伤重力竭而死。

赫士博士和齐鲁大学教务长德位思(原广文大学校长)对此状况心急如焚。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那人叫张兴泰，是乐道院东邻李家庄的贫农。全家6口人只有4分河滩地，为挣钱糊口，他和两个儿子承包清理乐道院的粪便垃圾。集中营建成后，日本人不许外侨出营，自己又不屑运送粪便，就留下张氏父子继续干运粪的活。

德位思暗中找到张兴泰，请他偷带一封密信出营，转交给德位思的学生、原广文中学校长黄乐德，信中说明营内的情况，请黄设法募集款项送交中立国的大使馆，代购食品、药物，以援救集中营里的外国侨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