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朝鲜战争已爆发两个多月，美国正拼凑侵朝伙伴，以联合国名义出兵侵略朝鲜，并武力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西藏当局错误估计了形势，对中央、周总理和谈号召不予答复。滞留印度的西藏代表夏格巴等人采用“拖的手腕”，坐观局势变化，寻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机会。
周总理热爱西藏人民，坚决贯彻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直到昌都战役临战前的9月30日，他还在全国政协成立周年庆祝会上，再次发出西藏当局勿再迟疑速派人和谈的忠告，重申人民解放军决心解放西藏，保卫国防，愿以和平方式求得实现的方针。他特别指出，西藏的爱国人士对此表示欢迎，“我们希望西藏当局不再迟疑，好使问题得到和平解决。”西藏当局不听总理忠告，拒绝和谈，准备顽抗到底。
人民解放军于10月6日突破藏军防线向昌都挺进，19日解放昌都。
昌都战役的胜利，给帝国主义势力以沉重打击，西藏当局主战派妄图以武力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的梦想随之破灭。西藏内部的主和派同主战派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两派较量结果，主战派头目达扎下台，不满18岁的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亲政。1951年1月27日，达赖致函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表示愿和中央政府谈判。2月1日，袁仲贤复信达赖转达毛主席对他亲政的祝贺，并欢迎他派代表赴京谈判和平解放西藏问题。
昌都战役结束后，帝国主义仍不甘心在西藏的失败，一方面阴谋阻挠我中央和西藏地方的谈判，另一方面由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出马发表颠倒是非的讲话，攻击人民解放军解放祖国神圣领土是“侵略”，教唆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向联合国呼吁，要求联合国干预。一向自称是中国人民朋友的印度政府，竟三次照会中国外交部，进行无理责难和恐吓。
周总理领导的外交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据理批驳帝国主义的污蔑和攻击，表明中国政府维护国家统一的严正立场，对印度政府的无理责难，按国际惯例复照澄清事实真象。当达赖和西藏官员会议决定派代表和中央谈判时，印度政府虽然表示支持，但又由尼赫鲁总理出面给途经印度的西藏代表出谋划策，“指导”他们如何向中央政府要价讨价，什么条件可以接受，哪些不可以接受，直接插手西藏地方和中央的谈判。
印度政府对我国内政的干涉，不能不引起中国政府的关切。3月21日周总理向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指出：“达赖已经在亚东，有人正引诱他去印度。”“我们尊重西藏宗教信仰自由，同意达赖作为西藏的宗教、政治领袖派代表来进行谈判。”“按照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西藏将来一定成为中国境内的民族自治区。”“如果达赖不走，经过谈判解决，人民解放军可以和平方式进入西藏，达赖的地位仍可保持。果能为此，中印关系亦可增进一步。达赖去了印度，就在中印关系上造成一种阴影。”这一推诚相见的谈话，使印度政府不能不答复我外交部，说印不鼓励达赖离开西藏，可劝说他不去印。但又说如果达赖决定要去，按国际惯例，给予避难权，为以后继续干涉中国西藏事务留有借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