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军事第一，军需也第一，任你的理论如何远大，日本还是搜括物资、压迫民众。

南京和日本无日不在斗争之中，中日协力是一个斗争的代名词。日本所谓对南京协力就是干涉，而南京所谓对日本协力就是争龋其初南京以中日合作为号召，再则向日本争回中国的物资，末后太平洋战争起后，更以参战的名义不但向日本争回中国的物资、收回租界、撤消治外法权、取消辛丑驻兵条约，都是南京向日本斗争中的一种表现。至于各部门的斗争，看各部的档案，可以知其大要。

斗争一天天的尖锐化，末后日本已采孤立南京、转而直接压迫民间的政策。所谓商统会、食粮统制委员会、棉纱布统制委员会等，都是日本孤立南京一种奇妙方法。我认汪先生的理想失败了。以前我在二十八年十二月，也曾劝过汪先生:在中国军阀的军队占据的地方尚且不能实行我们的理想，何况外国军队占领的地方而可以实行我们的理想？无如汪先生有他的理想，有他的勇气，总以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以为日本总会觉悟，而且已慢慢的觉悟，他总有办法。

沦陷区的人民对日本痛恶极了，我此次在日本还看过日本报纸一篇社评，说日本失败原因，和平区的人民不信任日本比较抗战区更甚，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论，不过觉悟太晚了。

南京不止对日斗争失败，本身的行政也是失败。除了任免本身的官吏比较自由外，各省的长官任免是须当地日军同意的，各县的长官任免是须各省的联络部征求军队同意的。因此各地有些不肖官吏只知有联络部，不复知有政府。无论如何贪官污吏、骄兵悍将，一有日人支持，不要想惩办他们。而日本反日日宣传，说南京政府怎样没有力量，时时都在那里鼓吹改组。物资是在日人手中，金融是在日人手中，交通也在日人手中，这样南京是失败了，然而还是斗争，一直至解散为止，自然如我上文所述。自有南京，国家和人民的元气保存不少，但保存至何程度，我是不好妄为臆测。其余，军队被日军监视很严，特工更可由日本用一个梅机关直接支配。二十九年和三十年，我因为特工纲纪太过败坏，并且影响及于一般政治，报告汪先生应该注意，汪先生也曾太息过说:“你今天还以为特工是我们自己的吗？”汪先生这一句话，实在非常痛愤。

日本失败，在日本自己批评说没有大政治家。在我看来，自从“二·二六”事变以后，虽有善者，已未如何，因为权已下移，人各骄纵，日本的皇室不敢过问，而政府只好迁就军人。而所谓军人，权皆不在将官，而在佐官阶级。这一般佐官，对于政治是不懂的，对于经验是没有的，对于理想是盲动的，对于意气是固执的。因为这般骄横的官佐，日本就这样失败，而中国就给这般骄横的官佐弄得天翻地覆。

在过去几年中，南京交涉对手是谁，也是一个最奇怪的谜。一切问题，南京差不多无权处理，要问总军部和大使馆，过去更有所谓兴亚院。这三个机关就意见不同，有时积极的斗争，有时消极的推诿。这就是陆军部应该负责吧，还要问上海登部队的同意，登部队还问苏州部队的同意。至于北方更不必说。华北不止对中国特殊化，就对日本的总军部也是特殊化。这样，不止一个佐官可以破坏一个政策，一个主任尉官也可以破坏一个政策。不只南京对手是谁是一个谜，连日本本身谁是负责者也是一个谜。除了极少数的人和日本有私人经济关系以外，没有一个人不反日，甚至乎和日本有经济关系的人也在那里骂日本，这是这几年来我在南京眼前的普通现象。南京和东京海军部、大使馆斗争，各省政府和县政府是和各省的日本当地部队斗争，至于一般学校的青年和民众更是激烈的反日。我不是替南京辩护，我是描写一种事实，我愿大家平心静气的去考虑。最近我听到南京的各学校要解散以备重新训练，我以为南京反日的情绪是够的，民族意识也够的，重新组织是必要，因为组织已经涣散了，可是重新训练，我以为应该慎重处理，因为他们本来是反日的。

青年有青年的心理，他们以为我是反日的，现此被视为亲日而重新训练，或者会引起一种异感。抚慰民众和青年是目前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希望当局考虑我的意见。

我写了很长的事实，一切立言与观察，似乎我不是一个当事人，而是一个第三者。是的，因为要写事实，我不愿矫饰，但我同时也不诿过，陈列许多事实听候蒋先生判罪。

我写得太长了，我应该就此结束。但经过这次战争，我还有些感想。我既然是一个国民，应当为中国前途着想，向当局陈述些意见:第一，在第一次欧战，我没有经验，但在此次战争，我有很多不只耳闻，而且是目睹的事实。我总以为世界还是停滞在部落时代，没有进步。部落战争的结果，都是把敌人的财产和妇女掳掠过来，以供己用，而在此种〔次〕战争实际毫无所异。日本在中国和南洋的强奸妇女，苏联攻入柏林时的行动，此次日本投降、美军进驻，也曾明令日本供给妓女七万人，并指令七个美军分配一个娼妓，这都是见之报纸记载的。因此我想到世界文化进步是表面的，而骨子里还停滞在部落时代。以此，中国对于军备亟应注意，我们无疑的是爱好和平，不愿侵略，但为保持和平、防止侵略，注意我们不要再做被征服的部落，对于军备应该加以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