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军初进驻日本之时，日本政府对于赤化非常恐怖，恐美国极端提倡民主主义，或足煽动共产气焰。最近联军总部曾秘密通知日政府，令其严防赤化，日本政府始告放心。此系近卫文麻吕亲对公博所言，谅为事实，亦殊可注意（公博居日一月来，未尝与日政府要人往来。上月底近卫以母丧开吊于京都，而公博亦决定十月一日离京都归国，于十月一日下午始允一见，合并陈明）。

（四）现在日本政府决履行波士坦宣言，朝野均具诚意，惟其中尚有若干距离。联合国所希望，要日本履行该宣言最大之限度，而日本以国力太微，希望实行该宣言之最小程度，因此距离，从此内阁将不断更迭。闻吉田已有组织过渡内阁酝议。将来日本内阁不断更动，政府当然常在动荡之中，是否可以因此惹起向上之革命，抑因此而惹起反动？对中国孰为有利，深望钧座预为考虑。

（五）日本国情自降服后有相当之转变，举国上下绝不矫饰，皆自省自责。全国报纸即在美军统制之前亦公然承认错误，谴责军阀，并登载日军在外之暴行，使全国妇孺皆知愧怍。其余，政府命令全国一致遵守，曾无异言，中间虽有一 度八月十五日警卫师事件，然迅即平伏。公博对此殊出意表，故对今后之日本亦感不宜轻视，亟应定一政策。

右所报告，皆是在日所得。至于内政，公博不敢妄有所陈，然亦不敢以待罪之身壅于上闻。谨此报告，万请钧安。

陈公博十月五日

关于日本问题，我可以不再说，不过我实在不能已于言。

呈蒋先生的信还是很简单，可是我们不可不加以注意，日本有两个极大的难关:一个是每年缺乏食米三千万担，一个是将来解除武装的军人回国都失了业，于政治、社会都有极大的威胁。

除以上两大问题以外，日本的组织力和教育科学仍是不能漠视。马克萨（即麦克阿瑟）元帅曾发表谈话，说不使日本国力伸张于本土以外，日本已不能成一强国。但就以本土范围而论，无论你想也罢，不想也罢，日本终不失为东亚的领袖。我听他这几句话，内心有无穷的感想。我们现在也讲复兴，日本也在讲复兴，但结果谁的收效快，我是有些不寒而栗的。日本如果成功比我们快，我们至少精神上很受一种威胁；日本如果不成功，又增加了中国的负担，并且间接必受其累，这真是一个伦理学上两难论。我深盼蒋先生对日早定一个政策。

（七）结论

平情而论，南京政府组织以后，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元气保存不少，这也是事实。可是无论如何，我终不以为然，我不愿汪先生离开重庆，不愿眼看着汪先生牺牲，更不愿汪先生受人批评，更不愿蒋先生与汪先生有裂痕，致为别党所乘，这是我个人的心情。而汪先生认为我的理由是单为汪精卫，而不是为中华民国的。但是为汪先生也罢，为中华民国也罢，我就是这样，不但民国二十七年如此，就是二十七年以至汪先生逝世也是如此。

汪先生现在逝世了，他的理想，我是不忍埋没的。他总以为中日两国是邻国，终不能永远打仗，应该找一个机会和平。他总以为中国国力不能抵抗，只求日本无灭亡中国之意，不妨讲和平。他总以为中国共产党要煽动中日战争以收渔人之利，因此更应该求和平。他总以为日本总说中国没有诚意，我现在表示极大的诚意，这样可以成立中日间的真和平。中日能够真正和平，我汪精卫是任何牺牲在所不恤的。中国能够保存多一分元气以为国家复兴之基，我汪精卫就是受人唾骂也是甘受的。可是理想常与事实相反的。我也承认日本无灭亡中国之心，可是他无灭中国之心，是他没有灭亡中国的力量，并且无灭亡中国的勇气。无灭中国的力量是大家所知道的，至于无灭亡中国的勇气，就因为日本的文化大部分是由中国去的。大部分的日人除了以武力自骄之外，心中总有日本文化胎于中国的思想，因此不由得起了对于中国有一种说不出的和潜伏的敬畏心。不过不灭亡中国是一件事，而要控制中国又是一件事。有了控制中国的心事，无论汪先生的理想如何远大，诚意如何真挚，总是格格不入。而且日本是还要战争的，在中日事变没有结束以前，仍然以军事为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