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我们也向党组织提出对1958年反教条主义处理结论的申诉。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于1978年11月7日发出通知,对当时的结论作了改变。但总政这个结论,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对军队这个反教条主义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

聂荣臻晚年也说过:“向苏联学习,主席讲就照他们的办,就向他们学习……后头反教条主义,把这个问题推到刘帅身上,这是不合适的。”

1980年9月,我曾给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了一封长信,谈了对这段历史的思考,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我认为现在要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必须安定团结,使党的生活正常化。必要的批判斗争,也要从实际出发,绝不可扩大化。过去搞运动主要领导人有个口头语:“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而“严”是在“矫枉必须过正”的错误原则指导下的“严 ”,就必然不顾事实上纲上线。政治上、思想上一经拔高,所谓“组织处理从宽”,就是十足的虚伪。这是二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了的。今后对政治情况切不可凭空臆造,或一处出了问题,就举国兴师,经久不息。要分清问题的性质和主流与支流,在什么地方什么时期出问题,就在当地当时及有关单位解决。把过去那种无穷无尽地写大字报、写批判稿、写检讨稿,开大、中、小批判斗争会的时间,去读书学习,搞业务,做点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作吧!

总结这段历史,正是为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本文选自《萧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