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四级干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事情突然起了大变化。总政派工作组来。他们一到,就表态说,训练总监部是搞教条主义的。工作组组长刘其人(当时的总政组织部长)还宣布说:“训总的四级干部会,是向党进攻的会,因为反对张宗逊就是反对彭总, 就是反党反中央。”刘又接着说:“彭总说了:‘训总开四级干部会反张宗逊,你们反张宗逊就是反我。’”张宗逊自己也说,他的思想就是彭总的思想,“反对我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对军委,就是反党反中央。”这种以抽象的推测作根据,层层向上、向下、向旁挂靠,以推测得出结论,根本不是实事求是作风。自从我给彭总写信后,一直在等回音。我也担心这样直率地提意见,会不会引起他的反感。但他没有找我。没想到现在他表了态,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

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倡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各地区、各部门争相提出跃进计划,中央就用地方来鞭策军队,说军队落后了,要赶快跟上来,建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用整风的方式讨论军事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统一认识,提高觉悟,并在这个基础上使各项工作得以贯彻”。

会议开始时并没有把反对教条主义当作中心议题,因为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说:“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建军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但那时北京的军事机关中,反教条主义的空气已经很浓了。在一次会议上,我听到彭总讲了一段话。他说:“有些话我现在不想说,因为我出身寒微,没有上过学,不是学术权威;我也不是老资格,既不是南昌起义,也不是秋收暴动的;要查党龄,我都不如人家 ”,并说,“训总撤了我国防部长的职,我进不了训总的大门;南京军事学院又有土专家,又有军事权威,我不敢去。”这番带有情绪的话,使我震动,我觉得彭总的话里有话。

军委扩大会从5月22日开始,开了约两个星期,反教条主义就成了会议的主题,这次军委扩大会开始时发的文件,所批评对象都是×××、×××(当时被批评的人不点名,用× 表示)三个字的名字,×× 两个字的名字。批判的矛头也逐渐集中到我和李达的身上。

6月9日,黄克诚来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主席对会议的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并决定会议扩大范围到师。

6月20日,开全体大会,会议正式代表增加到1004人,还有列席的438人,会场移到中南海怀仁堂。彭德怀在大会上讲了话,他一开始就提出反教条主义斗争是“在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并给我们扣上了“军事教条主义”、“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的帽子。

6月23日和29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发表讲话,他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还活着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讲话的末尾,他还对刘伯承做了不适当的评论。当时,领导会议的人向毛主席反映,说萧克抵抗反教条主义运动,拒不检讨。毛主席还说到萧克是坏人,是资产阶级队伍的人。

毛主席讲话后,会议又升温了,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批判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大会先后点了我、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的名。当时正在外地养病的刘伯承,带病来京,一下火车就直接到会作检讨。因身体不好,特别眼病加重,眼压很高,住进医院。

住院期间,刘帅冒着失明的危险写检讨。7月10日,刘帅由别人搀扶着走上讲台。他的检讨,既有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也有违心的自我批判。他除了迫于压力,更重要的还是想尽快平息这件事,保护一批同志。然而,他的愿望太善良了。因为那时党的生活很不正常。斗争愈演愈烈。我和李达等被打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并编造了“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说我们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和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会议还批判我在1958年2月上书彭德怀,是只要现代化、正规化,不要革命化。还批判我主持编写共同条令,是不要 “党的领导、民主制度、群众路线以及官兵一致的基本原则”。

事实上,共同条令是军委组织的条令委员会编撰的。编写的稿子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多次讨论通过后,又报送毛主席审定的,毛还作了批示:“萧克同志,三部条令我审阅了。请你注意将有学习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字样。改后即颁发全军执行。”我将毛主席这个批示向彭总作了汇报,并提出:“共同条令是草案,先试行,待试行修改完善后再颁布执行。”彭总说:“草案也必须坚决执行。”然而,在军委扩大会后,训总的批斗会上,刘其人、甘泗淇、张宗逊等人却说:“共同条令是反党反中央,反对军委领导,反对军委正确路线,企图改变我军面貌的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