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秋天,彭德怀主持军委开会讨论关于我的错误的决定,我心里是不服的,发言时就说“基本上同意”,这下又遭到批驳。他们说:“你说的基本是指多少?百分之五十,还是百分之六十?”黄克诚很严厉地说:“他不服,再开个会研究一下!”我也敏感了, 所谓开会是什么意思,不外是加强火力再斗一场而已。我不说话了。当时参加会的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等几位老帅没有表态,才作罢,那个决定就算通过了。

还有一件令人不快的事,军委扩大会议后,他们指定郭天民担任训总临时党委书记。本来,郭天民与我们在部队建设、战斗训练等问题上的看法、做法,大体一致,他们却让他来领导揭发批判我和李达。在那种情况下,郭天民只能表现积极,但是,我们的结论刚作完,郭天民马上又成了批斗对象,给他戴的“帽子”,与我们的一模一样,而且,他成了我们这个“集团”的“第二副帅”。

直到1959年5月14日,中央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报告,并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到团及地委,这场反教条主义运动才算结束。

在运动中,除了我、李达、郭天民外,李钟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屏、杨力勇、李文芳、王波、刘光第、王时彦、陈绪英等十几人都被打成“反党分子”。这些在训练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辛勤工作,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做出了贡献的同志,有的被撤职,有的降职降级,有的降职降级后被送地方安置。特别是对陈绪英处理得更重,因陈绪英在工作组的威逼利诱下,拒绝揭发在军委扩大会中被点名批判的高级领导人的所谓反党活动,他们便说他是坏分子,把他赶出军队,送到边疆劳动改造,使他在地方受到误解,长期被歧视没有安排工作。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后仅一年,主持批斗我的彭德怀元帅,又成了1959年军委扩大会议被批斗的主要对象,遭受了极严重的打击、磨难。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就像我好意给彭总写信,却成了“反党”的把柄一样;不到一年,彭德怀同志1959年庐山会议上好意上书毛主席,也被说成是下“战书”。过了一年多,林彪又用同样的手段整谭政等同志。至于“文化大革命”,更是变本加厉,登峰造极。

也许是一腔忠心耿耿反而被冤屈的痛苦,使彭总对“左”的错误有了认识,他在被“罢官”以后,曾嘱托他的侄子彭起超代他向我道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彭起超经总政联系找到我家,对我说,他伯伯要他向我转达几句话:“1958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

听到这话,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彭老总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光明磊落,坦坦荡荡。他既在自责,也是一个老革命家对党内斗争这个问题的深刻思考。

其实,我早就对彭德怀他老人家没有气了。通过“文化大革命”,我对党内斗争也有了更多的认识。我认为,当时彭总的所作所为,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在“左”的狂潮中,很难把握自己的。当时我不是也违心地承认是“反党”吗?

历史毕竟有着自己不可更易的规律。一切颠倒的真伪、善恶、是非,终将会回复它们的本来面目。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检验,反教条主义运动越来越被证明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