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已毫无民主可言了,我们只能坐在被告席上挨批斗,没有说话、申辩的权利。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蔡铁根在会上说共同条令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即被人连哄带扭,诬为大右派,当场摘掉帽徽领章,赶出会场,关押起来。后开除军籍,下放常州。在“文革”期间,造反派又要蔡认罪,蔡说我在军队训练工作中没有罪,他们诬我为大右派,是他们有罪。造反派便以现行反革命罪把蔡铁根这位坚持真理的硬汉子,无法无天的杀害了,真令人痛心!(注:枪毙蔡铁根的报告是得到当时南京军区、江苏革委会负责人签名批准的,并非造反派的擅杀)

这是我入党以来在党的会议上未曾见过的事,既感到震惊,也感到痛心。更让我没有办法接受的是,他们逼着我承认是“反党”。我在大革命时期就向往党,两年后入党,几十年来,为了党的事业置生死于度外,即便南昌起义失败,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也从未产生过离开党的念头,而是历尽千辛万苦寻找党,回到组织的怀抱,即便在长期工作中有很多缺点错误,也绝不会“反党”。

我无论如何不接受这个不合事实的批判。那段时间,我常彻夜不眠,眼望天花板,一直到天亮。我多次跟他们说:“我是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入党的,从入党起,决心永远站在党的立场上。”

但是,在那种斗争的气氛下,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军委扩大会议开了两个多月。彭德怀在总结中给我定性为:“一贯坚持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从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出发,进行反党反领导的宗派活动,企图改变我们人民军队的面貌。 ”此前几天,军委已撤销了我和李达在国防部和训总的一切职务。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对我们的批判并没有结束。总政又派甘泗淇、刘其人等组成的工作组到训总领导开展斗争,指定训练总监部组成了新的临时党委,继续对我们进行揭发批判。他们采取专政手段,把预先圈定的所谓“反党宗派成员”,分别隔离、禁闭、监视,威逼利诱,无所不用。

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始终没有承认“反党”。这时,他们就用高压政策,逼迫我检讨。大会批,小会斗,有时连晚上也不能休息。从5月召开军委扩大会到8月,我已经挨了四个多月的批斗,身心疲惫,加上精神紧张,心中窝火,在一次批斗会结束从礼堂回办公室时,路程并不远,走到半路,忽觉胸口难受,就蹲在路边,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回到家里又吐了不少。

医生见我这个样子,端了吐满血的痰盂给有关人员看。他们不但毫无同情之心,反而给医生扣上了“同情反党分子,立场不稳”的帽子。

这时,我心里很痛苦。入党30多年了,我还想为党做更多的工作,还想继续于革命事业,如果就这样死了,岂不冤枉?我想,只要人在,“戴帽子”又有什么关系?我已经是被打倒的人了,全部承认也不过是打倒。我在大革命时期入党,参加过两次北伐、南昌起义、湘南起义、井冈山斗争、长征等,人可以打倒,历史是打不倒的。

我决定作违心的检讨。一个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人,违心地承认强加给自己的诬蔑不实之词,那种痛苦是不堪设想的。当时只好这样做。“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要以我毕生的言行来证明我对党的忠诚。

我按照他们的需要写了检讨,才算过了关。

记得检讨交上去后,一次开会见到彭总,他说:“萧克,你这个人经得斗。”我不知他这话是褒义还是贬义,苦笑一声说:“我的检讨还可以根据事实核查。”话外之意是我的检查是否合事实,还可以核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