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将军

本文选自《萧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作者:萧克（1907－），湖南嘉禾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目前尚健在的两位开国上将之一(另一位是1905年出生的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吕正操)，也是惟一在世的参加了南昌起义的红军高级将领。

1958年2月,彭德怀送来一篇文章,征求我的意见。这篇文章是他在纪念苏联红军建军三十周年大会上作报告的初稿,文中说:“把正规化现代化同我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对立起来看,当作全面的建军方针,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错误的,因为正规化现代化这两个口号没有联系政治内容,所以在军队中曾经引起了一些认识上的偏差。”

我对彭总否定正规化和现代化两个口号的说法不大赞同,联系到他对军事学院教学工作的评价,感到有必要同他交换一下意见。于是,就给他写了一封信。

我在信中写到:“我们过去提出这个口号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因为正规化是对游击性说的。当着革命还没有在全国范围胜利的时候,我们处于农村,生产力低和交通不便的条件下,各个地区产生起来的军队,除了党的统一领导和统一的战略战术思想外,其他如编制、装备、供应、作风、制度等等,都不统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正确的。……全国范围胜利后,我军有全国经济基础(其中有百分之几十的现代工业,而且比重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而逐渐增大)的支援,又有苏联等国家对我的援助,前述情况就基本结束,因而提出正规化的口号,这是合乎历史发展情况的。与正规化口号同时提出的现代化的口号,理由也是如此。”

我又引证了政治协商会议总纲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聂荣臻以及彭本人过去对两个口号的论述,指出:“正规化现代化的口号,是党中央、军委及许多负责同志提出的,他们提出这个口号,不仅是从要具有和掌握现代军事技术和学术来提的,而且同时是包括和联系政治内容说的。……在执行这一口号中,有若干同志产生错误认识和产生一些偏差,这是必须批判和坚决纠正的,因此建议将批评的火力集中在这些倾向方面,而不要批评口号的本身。”

我之所以写这封信,是想把这段时间自己思考的问题,系统地向彭老总谈一谈。那时,党内军内的风气还比较好,可以提不同意见,我也就没有什么顾虑。谁知,这封信在反教条主义后竟成了我向彭老总进攻的罪证,说我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就在我给彭总写信后不久,训总召开了机关四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贯彻中央的“双反”决定,反右倾保守,反贪污浪费,同时反教条主义。会议由我主持。在反贪污浪费的问题上,大家的认识比较一致。我们对全军的训练经费精打细算,把能节约的都节约下来,共核减经费一千二百多万元,这样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

讨论到反右倾保守和反教条主义的问题时,发生了争论。本来,我和训总的几位副部长都想通过这个会,把大家的思想统一一下。因为自从军内传出什么“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等后,沸沸扬扬,我们都认为要从思想上澄清一下。

当时,大家对张宗逊的意见比较大。过去,他对学苏联叫得最响,提出了什么“不走样地学”、“先学后用”、“高学低用”、“死学活用”、“不愿学苏联的滚开”等不实际的口号;而现在他又把学习苏联都说成是教条主义,说学习苏联“学得越多,中毒越深”、“南京军事学院几年来的教学是教条,危险的是继续学下去”,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引起了训总许多同志不满。

张宗逊这时已调到总参任副总长去了。考虑到大家对他的意见很多,我们也想把前段的工作总结一下,就请示军委秘书长黄克诚,要不要请他回来听一听?黄克诚明确表示,让他回来,参加会议。

张宗逊回来后,大家无形中把矛头指向了他。现在回过头看,对他有意见转达一下也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把他请回来;请回来后,又不是和风细雨提意见,不利于解决党内的不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