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姚两位医生的带领下，伍连德和助手来到一间幽暗肮脏的小屋。日本女人穿着一件简陋的和服躺在榻榻米上。经过简单的消毒和防护措施，解剖开始了。伍连德用刀片划开了死者的胸膛，取出肋骨，用注射器抽出死者心脏、肺脏和脾脏的血液，并把它们放在载玻片上，以备回去化验。然后，他们将尸体小心地缝好，穿上衣服，安放在政府提供的棺材中。解剖的全过程严格保密，甚至连死者的家人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伍连德事后回忆，这大概是东北乃至全中国境内第一次尸体解剖。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解剖尸体无疑是对死者的大不敬，一旦被当地百姓知道，必将引起人们的恐慌和愤怒。而且，中国的法律也不允许解剖。直到三年以后的1913年11月22日，尸体解剖才被官方许可。可以想见，伍连德当时要承受多大的压力。

经过化验，伍连德在死者的血样中发现了鼠疫杆菌。可以确定，流行在傅家甸的恶疾正是鼠疫。但这种疾病是通过飞沫传播的，与鼠疫公认的传播方式相矛盾。这又怎么解释呢？这时，伍连德大胆地提出，在傅家甸流行的鼠疫不同以往，它是可以通过飞沫传播的肺鼠疫。也就是说，无需通过老鼠，肺鼠疫就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一开始，伍连德的理论并没有被同行接受。就在他到达哈尔滨之前，日本南满铁路已派一名日本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受教于鼠疫杆菌的发现者——著名学者北里柴三郎。对于老师的理论，他深信不疑。一到哈尔滨，他就立即雇人捉老鼠，以期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可是，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他始终没有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

当伍连德向他介绍自己肺鼠疫的结论后，这位北里的高足强烈反对。在他看来，所谓肺鼠疫云云，简直如痴人说梦。从他眼中，伍连德读出了一个强国对于弱国的蔑视。

此后，当他拜访各国领事时，同样遭遇到这种蔑视。列强们根本不相信眼前这个中国人能够控制住疫情。他们更热心政治，对于伍连德肺鼠疫的理论，甚至没人愿意听完。

此时，1910年在死亡的阴影下过去了。能否在新的一年战胜这可怕的瘟疫，伍连德毫无把握。

法国医生公然挑战伍连德总指挥的权威……

24000人口的傅家甸，情况已糟到极点。铁道那边的俄国人居住区又如何呢？新年第一天，伍连德决定去哈尔滨俄国铁路医院探访一下。

主管俄国铁路医院的医生哈夫肯可谓家学渊源，他的叔父曾主持过印度孟买的鼠疫防治工作，并研制出一种能够预防鼠疫的疫苗。这位年轻的俄国医生深得乃叔真传。比日本医生强的是，哈夫肯承认在哈尔滨流行的是鼠疫，但他也不认可伍连德肺鼠疫的理论。在他看来，控制疫情的唯一途径是灭鼠。

伍连德发现，在哈夫肯的这种思想指导下，俄国铁路医院竟毫无隔离措施。在没有丝毫思想准备，也没有进行任何防护的情况下，伍连德已不知不觉地随哈夫肯走进了鼠疫病房。此时，病房里躺着8个鼠疫病人，房门大开，医护人员随意出入，甚至没人戴口罩。哈夫肯看到伍连德大惊失色的样子，感到十分可笑，在他眼里这个中国人简直胆小如

为了不让俄国人小看，伍连德最终没有要求戴口罩。他在为病人们检查身体时，尽量把头抬得很高，避免接触到他们的呼吸。自从深入疫区以来，伍连德第一次感到死亡离他是如此之近。在《自传》中，他这样描绘当时的情景：

“在这病室里的十几分钟，实在感到慌张；俟工作完毕后，方透了一口气。哈医生见到这种情形，觉得好笑；他认为他们已注射他的叔父所制的防疫针，足够安全，不需要其他的预防工具了。”

面对哈夫肯的乐观，伍连德束手无策。几天的经历使他明白，他这个东三省防疫总指挥只能负责傅家甸的防疫事宜，俄人居住区他是不可能染指的。看来希冀于俄国人的协助，也是不可能的了。

每天十余人死亡，数十人感染，与病人和死者密切接触过的人更无法计数。死者的住所需要消毒，染病者需要治疗，疑似病人和死者家属需要隔离……面对如此庞杂的防疫工作，伍连德可以支配的医务工作者，算上他自己只有四人。没有人，再科学的防疫措施也无从落实。伍连德现在最需要的是增援。

此时，北京方面也收到了东北各地发来的疫情报告，鼠疫正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规模蔓延着。北京、天津、上海……关内许多地方相继出现了病例。朝廷开始在全国征集医生和看护前往东北。令人欣慰的是，面对如此恶疾，报名支援东北的中外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十分踊跃。一天后，伍连德就迎来了第一位志愿者——法国医生迈斯尼。

迈斯尼来华多年，曾是一名军队外科医生，时任天津北洋医学院教授，跟伍连德是老相识了。迈斯尼的到来令伍连德十分高兴。他迫不及待地想把发生在哈尔滨的疫情告诉迈斯尼，并征询他的看法。但当他介绍完疫情，以及自己肺鼠疫的结论后，他发现这位老朋友的情绪不太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