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于驷兴的介绍，伍连德决定亲自去傅家甸考察考察。

多年后，他在《自传》中这样描述第一次深入疫区的所见所闻：

“沿途所见，都是一袋一袋刚从田间收获的大豆。这些大豆，既肥且壮，为任何国家所不及。所遇到的人民均在勤奋地工作，然间有谈论吐血发烧之疾病，足见瘟疫之潜势，已印入人心了。”

死亡的气息笼罩着每个人。

此时，傅家甸有两名西医，一个姓姚，一个姓孙，是疫情爆发后东三省总督锡良请来主持防疫的。

姚医生告诉伍连德，最初每天疫死者只有一两人，此后便一日多过一日。伍连德到达的这一天，已经有十余人丧命了。隔离工作尚未实施，被传染者越来越多。有的人为了避免官府的查究和消毒，甚至趁深夜把死去的亲人弃尸街头。

当年的傅家甸，便是今天的哈尔滨道外区。如今的道外早已高楼林立，丝毫找不到当年的影子，即便是最熟悉哈尔滨地理的出租车司机也从未听说过傅家甸这个地名。但就在90多年前，这里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

1911年1月8日的《盛京时报》上刊登着这样一封读者来稿：

十二月初八，12名俄国人应邀，前往哈尔滨号轮船管带家做客。当他们的马车行驶至傅家甸一带时，被当地情景吓呆了。“入街地方，见有华人尸身七具，围观之华人约有四十名，又见沟内倒毙华人两名，甚至见有卖瓜子华人一名，随地倒毙。最奇者，行路之人尚夺其瓜子分食。”旁边，一名尚未咽气的华人被人从房中拉出，弃之于街心。当他们询问在一旁站岗的巡警，为什么不过问此事时，该警察大言不惭地说：“虽倒卧二三日亦与我无干。”当他们行至江岸时，“见有露卧尸身两具，又有一尸未被掩盖任野犬之吞食。当时乘车之俄妇女，几不省人事。行至停船地方见有棺木堆积共有十八具。统计前后目睹尸身三十六具。”他们发现，此时设置于关卡的检验医士，也形同虚设，“如往来之人毫无阻拦。”

这里除了姚孙两名医生，只有5名看护协助，而所谓的养病院也只是临时由一间公共浴室改造的。姚医生告诉伍连德，政府出钱为死者提供棺材，家属既可就地安葬，也可扶灵回乡。由于，傅家甸住的大多是闯关东的人，此时又临近春节，所以很多人选择回乡。

传染病从发端到大规模流行，其间有一段相对缓慢的发展期，如果在这时切断传播途径，便可以控制住疫情。随着大批携带病毒的尸身和疑似患者踏上南下返乡之路，疫情传至关内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伍连德感到，他们已经失去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更大规模的爆发就要来了。

鼠疫病毒竟能通过飞沫传播，伍连德发现了比以往凶险百倍的新型鼠疫——肺鼠疫

当时的各种报纸，在记录这场大瘟疫时，都称之为“百斯笃”(即鼠疫的日语音译)。但从科学角度来讲，当时伍连德还不能确定它是不是就是“百斯笃”。

根据一个多月的观察，姚医生认为这种病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传播的肺部炎症。傅家甸民居低矮肮脏，再加之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一旦室内一人染病，很容易全家感染。但自从1894年发现鼠疫杆菌后，医学界普遍认为鼠疫杆菌是由跳蚤咬了染病老鼠后，又咬人才得以传播的。这似乎与姚医生反映的病毒传播方式不同。而且，此时正值隆冬，哪有那么多跳蚤呢？

流行在东北的这种致人死命的恶疾到底是不是鼠疫？作为一名严谨的科学工作者，伍连德决定还是通过化验来判断。

1910年12月27日，傅家甸一名与当地人通婚的日本女人疫死，伍连德决定解剖尸体，找出真正的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