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触动姓“社”姓“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深入人心

1989年下半年以后，受海内外政治形势的影响，国内再次出现思想纷争，以为改革开放要收、阶级斗争要抓的疑问不仅在社会，在党内也大有存在，这时候，蛰伏多年的“

左”倾思想有了抬头空间，于是抓住机会又冒了出来。1990年2月，一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在北京某报发表，该文提出一个带根本性的质问:“是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也是这个年份，一家有影响的杂志在第一期发表的《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一文中指出，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同年7月，北京某报发表《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的文章，把矛头直接对准当时颇为流行的“摸着石头过河”和“黑猫白猫”理论。还有一篇署名“闻迪”的《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文章，居然洋洋洒洒在某大报连续转载。

就这样，在姓“社”姓“资”的争论上，“左”倾势力一度甚嚣尘上。思想上的混乱必然带来生产上的停滞和经济上的下滑，在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在5%上下徘徊，出现较大的滑坡势头。不过，舆论界也有顶着逆流而上的情况。1991年春节第一天，上海解放日报就发表了震惊全国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的评论文章（当年是农历羊年）。这篇评论以犀利的语言冲破压抑，以极大的激情去歌唱改革、鼓动改革，“何以解忧，唯有改革”，就是本文贯彻始终的中心思想。随后，该报一鼓作气又接连发表《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三篇文章，形成掀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系列评论。自然，黄埔江畔的声音很快遭到来自党内外各种持否定态度者的反对和批判，一些大报大刊纷纷发表文章，谴责之声不绝于耳，谴责的焦点，从《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庸俗生产力观点是十分有害的》等文章标题上就可看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1991年12月，一篇集各种“左”倾思想之大成的文章《关于树立社会主义改革观的七个问题》在北京一家刊物出现，该文从改革的目的、标准、任务、方向等方面进行全面反击，把这场“左”、“右”之争推向了高潮。

在这种形势下，1992年1月，邓小平同志以88岁的高龄一路南下，到武昌、到深圳、到珠海，就改革开放中的问题沿途发表谈话。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震动全国，它冲破禁锢人们多年的思想禁区，解决了困惑中国多年的改革难题，为思想再次大解放指明了路径。“东方风来满园春”，当时，全国几乎所有党委机关报都转发了以此为标题，详细记述邓小平在深圳特区视察工作的长篇通讯。邓小平南巡谈话后，我国市场经济开始建立，股票这个十分陌生的东西开始在深圳发行，沿海、沿江、沿边开放的经济格局逐步形成，内陆地区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多层次、全方位对外开放也逐步建立，整个中国经济呈现高速增长、浪潮迭起的生动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