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三次思想大解放回顾
2008年11月07日 10:33光明网 】 【打印

从1978年算起,我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事业已走过三十年的历程。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们都还记得,三十年来,我国曾有过三次思想大解放,这三次大解放都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在今天,回望这三次思想大解放,对我们纪念这段历史,对我们眼下正在进行的新一轮改革定有裨益。

一、1978年,一篇署名文章打破“两个凡是”神话,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拉开序幕

1977年7月,在党内元老叶建英、李先念等同志的多次提议下,73岁的邓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当时,我国结束十年动乱不到一年,由于思想领域人们受极“左”思潮影响时间太长,所以尽管粉碎了“四人帮”,但阴霾仍未散净。这年2月,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还联合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继续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向社会宣扬个人迷信和极“左”思想。社论向全国明确发出号召:“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逾地遵循。”随后,全国所有报纸都以通栏大字标题的规格隆重转载。在当时,两报一刊具有与中央文件相同甚至更大的政治影响力。这样,“两个凡是”不胫而走,立刻就成为全社会判断政治是非、行为对错的基本标准。

显然,邓小平同志复出时,正是举国上下积重难返、百废待兴的时候,如何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尽快摆脱极“左”影响,解决“文革”遗留问题,把全党中心转移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是邓小平同志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作为杰出的政治家,邓小平的过人之处就是能够以他的非凡胆略,一方面积极联合一批政治元老巧妙周旋,解决了一批冤假错案,使一些老同志重回领导岗位,另一方面,在时任中组部长、中央党校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的辅佐下,积极在思想领域谋划怎样拨乱反正。1977年8月,中央党校内部理论刊物《理论动态》发表《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一文,批评了有些人“对待是非不以客观实际为准”,而是以“权威意见为准,以报纸刊物上的提法为准”。1978年1月,人民日报《文风和认识路线》一文提出:“检验工作好坏、水平高低的标准是看实践,还是去看别的东西?”同年3月,人民日报在《标准只有一个》的文章中进一步提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除了社会实践,不可能再有其他检验真理的标准。”

客观地讲,上述文章并没在当时引起太大社会反响,但它却如一场思想“热身赛”,给封闭多年的我国社会在精神上注入了活力,为日后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理论讨论奠定了舆论基础,也促使理论工作者对实践标准问题去做更深层次的理性思考。1978年5月10日,有多名理论工作者参与写作修改,由胡耀邦同志亲自审定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理论动态》第60期全文发表;第二天,光明日报全文转发;第三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几天之内,该文迅速传遍神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七千多字,全文分四个部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从学术角度来说,该文阐述的不过是最基本的哲学道理,并无理论新意,但是,由于它恰好点到我国在真理问题上的教条主义“死穴”,触及到人们对待“两个凡是”的不同态度,因而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文章一出,举国震惊,一场围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由此在党内外公开展开。这场讨论与其说是理论争论,不如说是思想斗争,因为真理标准直指“两个凡是”,而人们在“两个凡是”上的不同思想立场,自然就构成两种不同的政治态度。过程无需赘言,这场讨论与斗争最后以极“左”派失败、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而结束,尤其是三中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批判了“两个凡是”,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社会空前活跃,改革开放稳步推进。在经济领域,“小岗村改革”轰动全国,人民公社悄然解体,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文化领域,小说诗歌佳作不断,美术戏剧新潮迭起,各类思想碰撞不已。一场思想大解放,给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带来全方位的大解放和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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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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