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作为对华ODA主要提供国，日本还是赢得了中国朝野的普遍好感。一时之间，“中日友好”成为从官方到民间耳熟能详的词汇了，“世世代代”的说法也频繁出现。而在这股大潮流中，还夹杂着日本遗孤归国、昔日老兵忏悔，以及三千青年学生访华的动人故事。毫无疑问，这些民间的浪花，也不断烘托着这个中日关系史上罕见的黄金时代。

在这样的氛围中，1984年3月，为期六年、总额4700亿日元的第二次ODA贷款协定顺利签署了；此后，1988年8月，中曾根康弘首相又许诺了第三次、为数8100亿日元的贷款项目。值得重视的是，在世界能源形势好转的情况下，这些贷款全部流向了中国的基础建设项目。

从这里开始，日元贷款在中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如果说，贷款毕竟是贷款、还需要付息偿还的话，那么，对华ODA清单中的无偿援助，则让一些中国人感念至今。从1981年开始，包括中日友好医院在内，涉及教育、医疗、农业、环保四个领域的98个项目，也成为ODA的组成部分。此后二十年，日本共向中国提供无偿援助资金1297亿日元，大约占ODA总额的4%。

然而，签署第三次贷款协定后不久，不和谐的声音出现了。

鸡肋之困

1989年夏，中国遭受西方数国的制裁。7月14日，日本加入了其间。在各种制裁手段中，包括了对华ODA：日本单方面宣布冻结ODA项目。

尽管如此，日方并未彻底断绝对华ODA之路。那一年，刘志诚没有去日本进行例行签约，而是日本政府派代表畠中笃来北京。“那年复兴门到八王坟地铁开工，用的就是1989年的日元贷款。畠中笃出席了开工典礼，这就表明了日本政府的态度。”刘志诚说。

但在之后，日本对华ODA之路愈加不畅。1992年6月30日，当西方世界纷纷对中国解冻、中国更步入市场经济时代之际。这一天，日本首相宫泽喜一郎签发了《ODA大纲》，这份政府文件规定，此后ODA将附加政治条件，包括“人权状况”等因素将成为ODA的“基本考量”。对此，金熙德认为，这“标志着日本的ODA政策由‘三位一体的开发援助型’向‘政治援助领先的开发援助型’转变。”

而到了1990年代，日本曾数次以ODA为要挟，已经让中国人对日元贷款产生“鸡肋”之感。与此同时，日本朝野对ODA的非议也越来越多。

2004年11月28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公开表示，对华ODA“已经到了该毕业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