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8日，海南师范大学揭牌仪式。海南省政府承诺“十一五”期间共投入经费8.23亿元，其中日本政府贷款为0.214亿元。

当申请原则触及政治底线

与其他亚洲国家不同，在建交谈判中，“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这是中日建交前后北京的三大姿态。这些姿态大大加快建交步伐的同时，也让后人为之争议不已。

其实不难理解这些姿态背后中国决策层的苦心。“一个孤独的、愤怒的巨人”，二十多年以后，尼克松这么描述当时的中国。如果说，正是因为被封锁、被忽视，这个巨人才如此愤怒的话，那么在被接纳、被认可的机会来临，也就注定了它的克制。更不必说在中日建交的问题上，还包含了那么多的现实考虑。

当此之时，中国的外汇储备如此紧张，而它又如此需要日本进口的钢铁、化肥以及成套设备；中日贸易始终不动声色地、然而依旧迅猛地增长着。而中国始终以稀缺的石油资源来换取它所需要的一切。

即使邓小平复出之初，也是如此。1975年8月18日，他谈到：“要进口，就要多出口点东西……要大力开采石油，尽可能多出口一些。煤炭也要考虑出口。”

1978年2月，东芝公司董事长、素有“经营之神”之称的土光敏夫，率领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代表团访问中国。签署《中日长期经济协定》后，中国副总理李先念接见了他们。一个细节就此发生了：李先念谈到，中国很需要日方的资金，“但利率太高了”。

日本代表团成员、钢铁大王稻山嘉宽迅速捕捉到了这个信息。他当即表示，负责日元贷款计划的OECF（日本海外经济合作基金）愿意以低息、长期的优惠条件，为中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对此，中方先是“很感兴趣”，甚至把它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当稻山嘉宽细细讲解有关ODA的知识、特别是谈到“申请原则”即受援国必须先提出贷款申请时，一切似乎都变得不可能了。它触及着坚冰未破、几十年间始终强调“自力更生”的政治底线。

60年代苏联撕毁对华援助协定，给中国经济建设造成巨大伤害的同时，也使中国对“外援”的总体认识蒙上了阴影。之后中国采取了“对外国的贷款、投资、援助不予接受”和“既无内债、也无外债”的政策。

“那时候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在我们看来是件非常自豪的事情。”刘志诚，这位参与了第一批日元贷款项目谈判，并在此后长达12年的时间里作为中国首席代表主持日本对华ODA项目的官员。在当时，要挑战“自力更生”这个被无限拔高与绝对化的意识形态禁区，所要承担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直到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ODA项目才迎来了关键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