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之桥

1980年4月，49岁的刘志诚与时任国家建委办公室主任的张荃，被派往东京进行培训，学习ODA项目的资金来源、贷款程序、项目选择、贷款条件、采购方向、支付程序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等。

“那时候真是一无所知，”刘志诚并不讳言当时对于外界世界的陌生感。然而当踏上日本土地上那一刻，密集如网的高速公路、四通八达的新干线、繁华富庶的都市、文明守礼的社会风气……这一切都让他觉得非常震撼。

“我当时满心就一个念头：我们落后太多了，什么时候才能迎头赶上？时不我待啊。”于是在此后的一个月中，刘志诚几乎利用所有的闲暇时间，搭乘新干线从东京赶往大阪、神户、长崎等城市，参观考察松下、岛津、丰田等大型企业。先进的工业技术与日本人的勤劳都让他感慨不已：“我在一个渔业加工厂，看到全是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太，在将一筐筐鱼往流水线上搬，井井有条……这个民族实在是太勤劳太能吃苦了。”

正是这段经历使刘志诚和他的同僚们对ODA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与精力，他们深知日元贷款对于彼时中国发展经济的重大意义。

最初全权负责此事的是国家外资委员会副主任谢北一，刘志诚是他的副手。他们经过繁琐的程序与往来奔波，终于落实了第一年500亿日元的贷款，然而具体实施起来，又面临着数不清的障碍与困难。

“最主要的困难，一是国内配套资金不足，中方不断改变计划，将双方确定的首批六个项目改为四个；二是一些领导认为借钱就是把钱引进国内使用，而不是用来买技术装备以加快国内建设……”刘志诚回忆说。不合常规的做法以及具体操作过程的繁琐，让具体操作此事的人们日以继夜地操劳。1982年的一天，谢北一倒在了办公桌前。“累死的，心肌梗塞。同事进了办公室才发的……”刘志诚提及此事，神情黯然。

尽管困难重重，但在当时从高层到地方，以及日方的通力合作下，障碍被一一解决，合作之势无可阻挡。

多年之后，竹内克之，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OECF驻中国首席代表，回忆起那段岁月，也是百般感慨：“80年代初，我在考察黑龙江省的火车制造厂时，接到中国政府希望我们马上去山海关的请求。到达现场后，谈判一直持续到深夜，最终双方找到了解决办法，赶在项目竣工前解决了问题。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真是令人怀念。”

“当时日本国内，舆论、民间的声音都是一边倒的，都觉得这是应该的。”学者金熙德说：“但在补偿心理之外，他们也有经济上的考虑。……对长期进口中国能源给予厚望，这是对华日元贷款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因此，从1979年到1983年，这批日元贷款，全部投向了涉及煤炭开发的六个运输项目；这些项目，无一例外地和对日能源出口有关。在石油危机反复发作、日本频频感受着能源阵痛的年代，对华ODA对增加日本能源保障的意义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