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美国因国内法律限制和财政紧张，尚无对华提供长期低息贷款之意，但却十分关注日本的动向，对日本先行一步对华贷款颇有微词，甚至在1979年10月在华盛顿举行的日美援助政策规划会议上发难：警告日本，若不在对华日元贷款中采用“非束缚性”方式，将有可能导致新一轮日美经济摩擦。所谓“非束缚性”，是指日本贷款给中国，中国可以用这些贷款向美国等国家采购，而日本不得阻拦。

东盟各国也纷纷表示担心与抗议，认为日本对华贷款将导致对自己援助的大幅削减，更担心中国将从此成为强劲的贸易竞争对手。对此，邓小平在1979年10月9日曾意味深长地说：“据我们所知，日本对东盟的关心度很高。中日关系加深了，不会影响日本与东盟的关系”。

不仅如此，苏联也就此事向日本发难，表示“极为关注”日本对华贷款，甚至表示“今后有可能要求日本对苏也提供与对华条件相等的优惠资金。”而在大平正芳访华之后，苏联当局就日元贷款此事向日本表达了强烈不满。

一时间日本政府承受着巨大的国际压力，以至于在访华后回国的飞机上，羽田孜向大平正芳感慨道：“对华贷款导致日本与其他国家关系处于极为微妙的困难处境之中。”

尽管如此，中日两国还是在对华贷款的事项上越走越近。

1979年9月19日，日本政府派遣外务省经济合作局局长梁井新一为团长，外务、大藏、通产、经济企划厅、运输等5省厅14名代表组成的政府调查团访华，对中方提出的“日元贷款”项目进行实地考察。调查团解释了大平“三原则”的用意，并向中方索取日元贷款项目的各种资料和数据，对此中方给予了毫无保留的配合。

调查团还向中方详细说明了日本对外援助制度上对项目的“内资”部分不提供日元贷款，只将建设项目中的“外资”部分作为日元贷款援助对象，再加上预算限制，日本政府将对中方提出的日元贷款数额进行大幅度削减与调整，并希望中方重新提出不包括“内资”部分的日元贷款申请方案。谷牧副总理当即表示“内资部分”可由中方负责筹措，并同意减少申请金额。

经反复磋商，10月8日，日本调查团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明确表示由于先前中方提出的金额中包括中方的“内资”部分，所以日方将大幅削减、调整实际贷款总额。与此同时，中方接受日方建议，并按照国际惯例，将8个项目中的约30%作为内资部分，只向日本政府提出所需“外资”部分的日元贷款申请。

日本调查团带着中方的新提案回国后，日本政府有关省厅围绕对华日元贷款政策，特别是大平12月初访华是否应向中方承诺贷款的具体数额，以及如何应对欧美及东盟的反应展开了激烈讨论。

外务省积极主张对华贷款，通产省从能源角度考虑，也主张尽量满足中国的贷款要求，而掌握日本财政大权的大藏省则以财政困难为由，主张大幅度压缩中方提出的贷款额。

就在各省厅迟迟无法达成共识之际，自民党内部“慎重论”者旧调重弹。11月29日，自民党议员中川一郎、藤尾正形、玉置和郎等人声称：中国不是值得援助的弱国，而是拥有核武器的军事大国，且其正在向非洲提供援助。援助中国不仅刺激苏联，还会刺激东南亚各国。

此时，距12月5日大平正芳访华日期一天天临近，作为首相访华重头戏的对华日元贷款方案却迟迟无法取得一致意见，大平正芳的焦虑心情可向而知。就其个人而言，对中国始终抱有深深地负罪感，所以一直不遗余力想促成此事。11月30日下午，大平正芳召集所有政府要害部门负责官员，敦促其必须拿出对华贷款方案。会议一直进行到深夜，终于达成了共识。

1979年12月5日，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带着作为“礼物”的日元贷款协议如期访华。中日双方正式确定，第一批日元贷款从1979年至1984年实施，贷款全额3309亿日元（约15亿美元），年利率3%，头十年只付息不还款，后二十年还本付息。

“综合考虑通胀等因素，日元贷款实际赠与成分约为57%”刘志诚说。对于日本积极推动对华贷款的目的，他解释说，“作为OECD成员，日本有着它的援助义务；此外，当然还有它的经济考量。”

而对华贷款是否就是民间猜测的“变相的战争赔款”？刘志成则回答，“在当时，我们私下也有这种分析议论，但在官方场合与谈判中从未提及。对此事的定性就是经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