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费尔德进一步强调说：韩国目前残存的部队不足5万人，而朝鲜军已有10余万人，兵力超过韩国三倍，火力和士气更占优势，如果没有台湾军队及时增援，又不能从日本调动美国地面部队投入战斗，韩国的下一步局势将是悲观的。因此，我希望第52军前往参战的计划能迅速得到华盛顿的批准。

但是，此时的费尔德已经比较清楚了美国国务院同五角大楼的内幕关系和潜在的冲突，他更清楚麦克阿瑟同杜鲁门、特别是同艾奇逊之间的矛盾，所以他最担心美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之间意见不一致、行动不协调的矛盾会在对朝鲜战争问题的处理上表现出来。因此，他在这次会议上也颇为感慨地说：朝鲜问题最大的不幸和最严重的灾难，不在于朝鲜军的强大和它猛烈的进攻，而在于我们的政治家不顾军事原则和战争的实际需要，喜欢武断地拒绝战地指挥官提出的恰当可行的计划和建议，并擅自玩弄美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力，硬性地强迫战地指挥官屈从其明显的有害的政治决策。历史上这种可诅咒的悲剧，曾重现过多次，造成过无穷的祸害，尽管事后都受到了有识之士和公正的人们的谴责与唾弃，却一直无法防止其重演。但愿上帝保佑，这次能不重演了。

费尔德，是美国西点军校和陆军参谋指挥学院毕业高才生，在1943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时期，是援华美军的联络员，曾在昆明的炮兵学校里当过一段时间的教官。当时，王楚英在第54军炮兵营当连长，在这位“洋教头”的手下受过训。后来这位“洋教头”到印度中国驻印军当联络员时，又来到王楚英所在的新6军14师，共同参加了密支那的对日作战。直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费尔德奉命去了东京麦克阿瑟总部任还必须报官时，他们俩人才在南京分手。这次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费、王俩人得以在台湾见面，可谓是老友重逢，倍感亲切。6月28日晚，王楚英在台北的锦江饭店宴请了他的这位“洋教头”，并请贾幼慧、舒适存、赵家越、侯腾、陈麓华等与他相熟的老友作陪。在酒桌上，这位喝醉了酒的美国情报官竟然颇为自负地说：“在朝鲜战争的问题上，麦克阿瑟也要听我的……”

在此期间，由侯腾率领的“先遣参谋团”，原来定于6月28日或29日飞往釜山，会晤麦克阿瑟总部派任韩国的军事顾问团长兼驻韩国的军事代表布朗将军和韩国国防部长官李范爽等人，进一步商洽第52军到达韩国后的作战任务、通信联络和后勤补给等具体事宜。

但是，由于麦克阿瑟的远东美军总部同美国国务院、特别是同国务卿艾奇逊在动用台湾国民党军队增援韩国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无法协调一致，虽然国防部长约翰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上将和陆军参谋长柯林斯上将都倾向于蒋介石出兵朝鲜的建议，但后来因艾奇逊的坚决反对，以致总统杜鲁门迟迟不能决断。因此，侯腾等人组成的“先遣参谋团”也只好在台湾岛上待命。

蒋介石第一次出兵朝鲜参战的建议在华盛顿受挫，以老自居的麦克阿瑟大为恼火。他在东京怒斥总统杜鲁门“这是怯懦和愚蠢的表现……”

此时，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被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闹得不安起来。6月26日晚，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布莱尔大厦召集约翰逊和布莱德雷等人开会，研究有关朝鲜半岛战争局势。在当晚的会议上，约翰逊代表麦克阿瑟宣读了关于“在亚洲遏制共产党扩张的计划”，并向总统提出批准蒋介石要求派第52军增援韩国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