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立煌

1926年7月，升任东路军第14师副师长的父亲率军参加北伐，与孙传芳的主力部队在松口激战了6昼夜，大获全胜，战后升任第14师师长。第二年3月东路军光复南京时，父亲率部队又与孙传芳军战于南京之郊龙潭，使南京转危为安，孙传芳从此一蹶不振，但战功赫赫的父亲只被何应钦委任为第九军副军长。父亲一气之下，跑到上海休假。何应钦到访，他也拒不出见，从此与何应钦结怨。当时黄埔军校刚建立，黄埔军人羽翼未丰，能当军师长的，如刘峙、顾祝同等，都毕业于保定军校。在国民党众多将领中，父亲始终被视为“嫡系中的杂牌”，他其实是吃了“资历”的亏。

飞黄腾达

1928年，父亲到北平参加陆军大学校“特别将官班”第一期进修。父母先在安定门内永康胡同租了一处房子安家，房东叫庄惕生，是北平城里颇有名气的中医，他的儿子便是后来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庄则栋。1955年父亲回国后，庄惕生还带着夫人及庄则栋到东单麻线胡同拜访父亲。我们两家相处得很好。

1932年5月，蒋介石纠集25个师又7个旅约30万兵力“围剿”鄂豫皖苏区，国民党军自前几次战役失利后，皆害怕再遭失利，各自寻找理由按兵不动。这一次蒋介石明令各纵队:谁先占领鄂豫皖苏维埃的军政中心金家寨，此镇即用占领者的名字命名，并改为县治。父亲是第六纵队的指挥官，他带了两个师，在黄安县附近的冯秀驿遭遇红军主力，僵持数日后，红军转移。父亲率部随即进入金寨镇，蒋介石专门将金寨及周边地区划为一县，命为“立煌县”。

这是父亲一生中唯一一次与红军交手。有趣的是，我们后来在香港还遇到了张国焘。他和父亲坐在一起谈论当年往事，说自己再坚持5分钟结果就不一样。

1936年12月初，蒋介石来电让父亲去西安参加重要军事会议。父亲和一群高级将领住在西京饭店。12月11日晚，张学良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来西安的这些高级将领。父亲他们谁也没料到，当晚，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杨虎城的士兵包围了西京饭店，让所有将领到大厅集中，企图越窗外逃的邵元冲被士兵开枪击中，两天后去世。父亲他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只能老老实实呆在大厅里。

当时，这些将领的卫队住在另一个大院子里。随父亲去西安的一个卫队成员后来告诉我，当天晚上他们听到枪声，不知出了何事，只知城里已戒严。第二天，杨虎城的部队来缴械，大家坚决不从，双方都拔出枪，气氛十分紧张。这时张学良东北军的一卫队长赶过来从中调和，他说:我们都是军人，要打就一起打日本，不能自己先打起来。他拿了个木箱，让大家把武器都放在木箱里说:“你们的安全我们负责，但你们不能出去。”

西安事变解决后，蒋介石向张学良提交一份名单，要求首先释放4位将领，其中包括父亲，张学良看后立即同意，可能是他也知道父亲不是蒋介石的亲信，加之平时与父亲私交也不错。父亲与蒋介石很早就相识于广东，他们都是孙中山身边的人。蒋介石当年从日本回国时，还特地指定在父亲部队所在的南京浦口下船，说明那时他俩关系还比较密切。蒋介石一生用人有三大原则:先黄埔门生，后浙江同乡，最后才是亲信嫡系。父亲一不是黄埔出身，二不是浙江人，他是凭着战绩出来的。

父亲与蒋介石关系较好的另外一层原因也应归于我母亲。父亲当年驻军镇江时，结识了我母亲朱韵珩。母亲当时是基督教美以美会办的镇江崇实女子学校校长，因为父亲部队干扰了学校秩序，前来找父亲交涉，没想到彼此留下深刻印象。1927年底，父亲与母亲在上海举行婚礼，当时恰逢蒋介石与宋美龄也在上海成婚。母亲与宋美龄同为留美人士，都信基督教，共同语言很多，因此结下良好关系。母亲每次去见宋美龄，可以不必通报就直接登堂入室。她们之间书信来往都用英文，见面对话也中英文互用。我们小时候也跟着母亲去庐山避暑，和宋美龄住的别墅很近，宋美龄让保姆带我和姐姐去她那儿。宋美龄的别墅前有宪兵站岗，我们把母亲写的便条递进去，不多会儿，就有人出来接我们。见了面，宋美龄还拿糖给我和姐姐吃。

父母结婚后的10年，也正是他事业最飞黄腾达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