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带问题出厂，不带问题上天。”王秉璋为中国导弹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1960年2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确定了“以两弹（原子弹、导弹）为重点”的方针（不久又提出了“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会议期间，刘亚楼对王秉璋说：“上面要调你去搞导弹工作。”王秉璋一听急了，说：“我胜任不了这项工作。”刘亚楼说：“我顶不住哟，是中央定的，你自己找中央去吧！”王秉璋找到周恩来，说：“总理，我水平低，不懂导弹啊！”周恩来说：“你水平低，那你说，在我们老同志里面谁水平高，谁懂导弹？你推荐一个。”王秉璋摇头道：“我推荐不了。”周恩来说：“你推荐不了，那就由你干。”3月8日，周恩来任命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兼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研究院）院长，空军第一副司令员王秉璋兼任第五研究院副院长。4月14日，刘亚楼对五院领导班子说：“五院领导的分工，经过军委广州会议前后的酝酿，已经定下来了。聂总也于本月4日找我们党委的一些同志作了指示。我的精力主要还是放在空军，王秉璋同志主要精力放在五院。我不在时，由他拿总。”27日，五院党委向总政和国防科委呈报备案：“五院党委一致同意：刘亚楼同志为第一书记，王秉璋、刘有光、王诤三同志为书记。刘亚楼同志不在院时，由王秉璋同志执行第一书记职务，掌管全盘工作。”

1960年4月，王秉璋到五院上任，开始主持中国的导弹研制工作。在那个艰苦创业的火热年代，他与政委刘有光，副院长钱学森、王诤、刘秉彦等人密切配合，共同指挥了一场意义非凡的特殊战役。他们顶住了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和拿走技术资料的压力，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和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取得了震惊世界的一系列重大成果。

1960年11月5日，“东风一号”发射成功，这是仿制苏联P-2导弹的一种近程地地导弹。随后，我国导弹工业开始由仿制转入自行设计。1961年秋，王秉璋在陕西临潼主持起草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暂行条例》，这是中国航天领域的第一部法规，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开始向正规化、科学化迈进。

1962年6月10日，刘亚楼辞去五院院长的兼职，周恩来任命王秉璋为五院院长。王秉璋在主持导弹研制工作期间，对科研生产体制实施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钱学森后来说：“把大规模作战那套办法，有效地用到科技工作中来，把成千上万的科技大军组织起来了。”这种改革为发挥各方面积极性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成功发射，这标志着中国“两弹一星”事业在导弹领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枚大长中国人志气的导弹在出厂时曾经有一个小插曲。导弹组装完毕后，工作人员发现少了一颗螺丝钉。王秉璋亲临现场，要求一定要找到那颗螺丝钉。现场没有找到，有人怀疑可能掉到弹体内了。王秉璋决定拆掉导弹。技术人员认为，这么大的导弹，少一颗小螺丝钉不会影响发射，如果分解再组装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会使军委批准的发射时间推迟好几个月。王秉璋力排众议，坚持要拆掉导弹。组装厂加班加点，用25天的时间拆掉了导弹，虽然没有找到螺丝钉，但却从弹体中发现了压垫板、铁丝、松香等杂物。王秉璋以此为戒，对工厂进行了整顿，并建立了十多项制度。导弹运到发射基地后，又发现新的问题，他坚持泄掉已经加注的燃料进行检查，因而使发射时间又推迟了几天。他这种“不带问题出厂，不带问题上天”的严格、认真的作风，保证了导弹的成功发射。

1964年11月，五院建制撤销，成立导弹工业部，即七机部（航天部的前身），王秉璋任第一任部长。1965年2月，领导原子能工业和核武器事业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决定兼管导弹工业，王秉璋被增补为中央专门委员会委员。在王秉璋的主持下，制定了一个“八年四弹”的导弹工业发展规划，并获中央批准。1966年10月，“两弹结合”的核导弹发射成功。1966年12月26日，“东风三号”发射成功。1968年12月28日，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宣布：“国防科委新的党委书记……执行任务去了，他就是王秉璋同志。”王秉璋于当年10月就已经开始主持整个国防科研战线的工作。上任伊始，他就奔赴西北，成功组织指挥了第10次核试验。1970年1月，“东风四号”发射成功。1970年4月，以“东风四号”为基础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揭开了中国航天史的崭新一页。1971年9月，“东风五号”低弹道飞行实验成功。

在王秉璋主持导弹研制工作期间，中国地地导弹从“东风一号”短程导弹到“东风五号”洲际导弹接连发射成功，并成功研制了多种型号的地空导弹和海航导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