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与赵家同在一镇上的兰先生,踏进吕顺芳家门。1960年,父母决定把三儿子送掉,思来想去谁都不忍心,这任务就落到了13岁的他身上。
他把3岁的弟弟一直抱到上海。父母给了他一些钱,除了弟弟吃东西和路费之外,他把剩下的全留在弟弟口袋里,将他往一个像食堂模样的门口一丢,就回来了。
后来找亲人,他从上海育婴堂查到,就在自己把弟弟送掉没多久,一批“上海孤儿”被送到陕西潼关。听说这次也有陕西的人过来,他又感觉有希望了。他补充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细节:弟弟小时候右臂上有一个大红胎记。
吕顺芳再一端详兰先生的相貌,再联想到刚刚被赵老太太领走的何忠,当即愣住了。何忠也曾讲过自己右胳膊上有一块很大的红胎记,而赵家在领孩子时,她也曾问过有无身体标记,对方并没说出这个细节来!
她赶紧打电话给赵家,老太太一听说又有人来认何忠,立马急了:“这个儿子就是我的,谁要抢我跟他拼命!”再辗转找到何忠,他也为难:“这边对我这么好,就是这家了吧!”就这样,何忠被赵家盛情挽留了好些天,临走时一直送到车站。自始至终,他没能与那个说出他右臂胎记的那位六旬兄长见上面。
2007年4月底,何忠又悄悄来到宜兴,就在吕顺芳家里见到了兰先生——他真正的大哥。他已经可以确认,这就是他的亲哥哥。但因为兰家与赵家同在一个镇上,他们的喜悦也不敢太张扬。他们害怕一经报道,被赵家见了,徒增老人伤心。但犹豫再三后,他说他最后还是要把真相告诉赵家,请他们继续找真正的儿子。届时如何开口,他也想不清楚。
失散亲人团聚,多数情况下都是好事,但有时骨肉重逢带给亲人的,并不是期待中的福音。
江苏徐州一对老夫妻,1960年初丢掉家中的小儿子。1992年,已成家的长子次子在一次意外中双双丧生,老俩口费尽周折,把小儿子从山东某地找了回来。当时这个儿子年过40,未婚无业。痴心父母把这一切都归咎于他们当年的抛弃,接儿子回家好生服侍,竭力弥补,然而这已不再是当年他们狠心送走的那个嗷嗷待哺的婴儿,而是一个游手好闲贪吃爱赌的无赖。家财很快耗尽,老夫妻的愧疚渐渐消散,代之以委屈,不满,气愤。一年半后,忍无可忍的老汉挥起棍棒把不肖子赶走。
还有人冒吕顺芳的名义,四处收钱,出入往返都让孤儿买单。
近年来随着网络媒体的发达,寻亲活动的参与者与规模都呈增长之势。而经苏沪一带媒体的大力介入,原先的不对等局面,也渐渐有了改观——以往每次寻亲会上,孤儿人数总是多于家人,而最近的几次,渐渐多起来的,却是当年抛掉孩子的家属亲人。
1999年起,绝大多数地区的“上海孤儿”相继明了,他们并不是上海人。通过查找历史资料,互相对照信息,他们的寻亲目标也更为明晰,活动更为频繁。1999年至2001年间,河北的邯郸、邢台、唐山,内蒙的赤峰、陕西的潼关、渭南等地先后组织近10次寻亲活动。2006年一年间,各地组织的寻亲会便达11次之多。
2007年4月底,为分担吕顺芳的压力,南京金陵晚报举办首场南京孤儿寻亲会,寻亲孤儿200余人,认亲家属 150余人,有5人当场确认找到亲人。2007年5月1日至3日,吕顺芳再次组织江南孤儿寻亲会,到会孤儿600余人,三天中累计前来认亲家属1500余人,已有60名孤儿与前来认亲的父母或兄弟姐妹初步认下。
这是一条孤独痛苦的路,北上的铁轨上曾留下他们共同的哭声,如今南上归家的荆棘路上,他们建起寻亲网,寻亲Q Q群(群号35279673),互通信息,也互相鼓励。
最近传出的一个利好消息,从理想角度来说,也许可以让这些悲欢离合的故事都不再继续——基因工程。
在今年宜兴的五一寻亲会上,中科院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的出现,给很多孤儿与家属们带来福音。该中心主要负责人于晓光提出,既然DNA鉴定是最终确认亲人必不可少的环节,为何不直接将寻亲者的DNA数据入库,以便随时比对?
目前,北欧一些国家都有“失散人群DNA数据库”,提供服务的研究中心基本上都由官方注资,比如著名的“国际遇难者身份识别”。而个人不管以何种形式入库,费用都是由政府买单。
但一涉及经费问题,于晓光又很为难。最初进入宜兴寻亲会场时,中心是准备收取一些成本费的,但他发现,孤儿们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他临时改变方案,现场免费采集了50位初步确认者的血样,之后再去申请赞助,最终得到了含上述50 人在内的300份免费进口试剂赞助。
吕顺芳一边紧急将剩下的250个名额分派给各地寻亲孤儿与家属,一边不住慨叹:300个,太少了啊!现在大家都来要名额了!
揪心的消息很快传来,先期鉴定的50个血样结果表明——20余对疑似亲人中,存在血缘关系的可能,几乎都为零。
在还有更多寻亲者还不知道有基因库这项技术和工程的情况下,想在短期内通过基因库数据的比对一步登天地找到家人,还属于望梅止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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