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字里行间流淌着感性和真实情感的书。”值“七七事变”70周年之际，中华书局推出《乱世浮生：1937－1945中国知识分子生活实录》（下称《乱世浮生》），该书责编刘树林如是评价。

该书对那段特殊岁月中的文人百态进行了回顾。作者帅彦博士说：“对于笔下的人物，我只是把他们当成生活中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讲述他们在一个非常时期的喜怒哀乐，展示他们精神和心理层面上的矛盾和困惑。”

战争改变了文人对社会、政治的观念

“面临生死，所有人的价值观都会改变。”帅彦说，“战争不仅改变了文人的生活，也改变了他们对社会、政治的观念。”

写作中，他尽量兼顾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面对政局的动荡乃至生命的不保，他们的爱国热忱和敬业精神都令人感动并为之震撼。

饱含浪漫激情的郭沫若在祖国危难之时，毅然归国投身战斗。作为国民党政治部三厅厅长，他在亦文亦政的道路上走得从容自如。一向敦厚温和的老舍也似乎在抗战中“脱胎换骨”，轰轰烈烈地投身“文协”，一改从前艺术化的文风，用自视为“我的武器、我的资本、我的命”的笔积极宣传抗战。

历史总是容易记住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但战争带给人的却是不同的命运与选择。

书生气十足的胡适对抗战有过理性的思考。归国后，曾下决心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他却出任驻美大使，“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而一生淡薄名利的梁实秋在抗战爆发后辗转南下却报国无门。主编《中央日报》副刊时又因一句“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惹火“左翼”文人，从此在自我营造的“雅舍”中默默承受战争带来的一切。

在艰苦的条件下，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则相信：坚守岗位、潜心学术是学者应对国难的最好方式。闻一多沉湎于学术难得下楼一次，为此得“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一心埋头国学的陈寅恪在贫病交加中还认为“国可亡而史不可灭”；而古怪狂傲、不合流俗、我行我素的刘文典虽然连生活都要靠同乡接济，却仍坚持每日上课、著述《庄子补正》，把学术研究当成救国工具。

其实，还有一些名字同样不该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