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邓小平出访日本
邓小平非常重视中日友好关系,提出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但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国内一直存在着复活军国主义的逆流。对此,邓小平始终高度警惕,多次强调要防止日本搞军国主义。
坚持把反对霸权主义条款写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警惕和制约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
1972年9月,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结束战争状态,中日关系正常化。1974年,中日两国开始酝酿缔结中日友好条约。1975年2月,双方交换各自的条约草案时,中国把反对霸权主义条款写进条约草案,日方对此提出了异议。中国坚持要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加上反霸条款,固然与当时面临的苏联霸权主义的严重威胁有关,但是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担心,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解决反霸条款这一问题,促使日方在原来的立场上让步,邓小平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1975年4月16日,在会见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等人时,邓小平说:“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写进反对霸权主义的内容,含义有两点。一是中国和日本都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都不搞霸权主义。我们中国愿意用这点来限制我们自己,中国承担了义务,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日本承担在亚太地区不谋求霸权的责任,这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近百年的历史总结出来的经验。由于长期的历史渊源,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形象是受了影响的。写上这一条,对日本改善同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不但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二是反对任何国家、任何国家集团在这个地区谋求霸权的努力。现在确实有超级大国在这个地区谋求霸权。写上这一条不是干涉谁的内政,而是干涉它们的行动。要侵略、奴役、控制、欺负人家,这是应该干涉的。所以,这两点不应该成为我们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障碍。中日两国之间只是贸易和人员来往还不够,还要有政治基础,反霸条款是政治基础,所以我们很重视这个问题。希望日本政府拿出勇气,做出决断。”
7月21日,他在会见日本记者同盟副议长新井宝雄为团长的日中记者会友好访华团时又指出:中日友好是大势所趋。现在中日两国关系的焦点就是和平友好条约,我们是希望早日签订的。关键在于是否写进反霸权条款,而在中日关系方面也始终还有一个台湾问题。我们总是把反对霸权当作一个原则,不能让步,因为它有实质的政治内容。把它写进去,不仅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反对写反霸权内容的无非是三种人:一种是想复活军国主义的人,一种是有些怕苏联的人,还有一种是想搞外交权术的人。总有一天要签订这个条约,我个人有这个信心。不仅是中国,而且日本大多数的人也是赞成的。总有一天日本政府会愿意的。实在不愿意,那也没关系,我们可以等。
1978年8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前来参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字仪式的日本外务大臣园田直时指出:中日两国有着近2000年的友好交往历史,其中最多有100年的路程走得不好,这同2000年相比只是一小段。条约的中心内容实际就是反对霸权主义。反霸是不针对第三国的,但有一条,谁搞霸权就反对谁。我们自己如果搞霸权,那就自己反对自己。
在中日两国的共同努力下,经过艰苦的谈判,反霸条款被明确地写进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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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红喜
编辑:
胡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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