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扶青（1891-1978）和张子纶（1894-1959）都是乐亭人，1915年由天津水产学校毕业后一同被保送到日本东京水产讲习所深造；在京都送走周恩来回国后，他俩也在那一年毕业归来，于1920年在马洗凡的家乡、素有“花果之乡”美称的昌黎，创办了以新中学会的名称命名的新中罐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生产以新中学会会徽“赤心”为商标的各种罐头食品，并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走实业救国道路的组织形式作了一些试验性的尝试。回到天津后的周恩来，对杨扶青和张子纶一起决定到昌黎创办新中罐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做法非常赞成，曾经表示：你办吧，把工厂办起来，若缺工人，让我弟弟去做工。杨扶青回国后，与同为乐亭人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1924年6月，他从新中罐头公司拿出500元银币，资助李大钊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苏联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并冒着被牵入“共产党要案”的危险掩护李大钊离开昌黎，登上了开往哈尔滨的火车。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南下投身大后方的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工作，在桂林、重庆等地组建中华营造厂有限公司，出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常务理事，负责重庆培黎学校的办学等工作。到重庆后，他与周恩来久别重逢，通过自己与周恩来的关系，协助不少进步青年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作为水产专家，曾被国民政府委派到台湾高雄筹办食品加工企业，新中国成立前夕设法返回大陆，被周恩来派人专程由上海接到北平。后来，杨扶青在周恩来的关心下，先后担任政务院参事室参事，河北省农林厅副厅长、商业厅副厅长及水产局局长等职务，到1960年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产部副部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保护；1978年2月22日，在准备参加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时，突发心脏病去世。

张子纶一直担任新中罐头公司的副经理兼技师，主要负责厂房设计、产品加工、操作工艺等工作。后来，他曾到长春益发合（以加工粮、豆、麦为主的工厂）供职。抗战胜利后，他跟杨扶青到台湾，先是准备经营台湾枫梨罐头公司，后又受聘台北渔业管理处技师，出任基隆水产学校校长。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先后在天津水产专科学校、山东大学水产加工系任教。1957年因病离职，1959年11月11日逝世于长春市立医院。

安体诚（1896-1927）比马洗凡、杨扶青、张子伦的年龄都小几岁，为唐山附近的丰润人。1917年，他与同学于树德由天津法政学校毕业后，被校方资助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部学习。入学不久，他就和于树德一起加入了新中学会，得以同周恩来、马洗凡、杨扶青等新中学会会友熟识，并在东京参加了新中学会成立一周年的纪念活动。

安体诚是在1921年夏天由日本回国的，受聘到母校任教的。回国后，他即与于树德等人一起创办了天津工人补习学校，并在校内设立了天津工人图书馆。1922年初，他和于树德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不久，他就转到北京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机关刊物《工人周刊》记者、编辑兼发行工作；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李大钊派他以京奉铁路密查员和育才科视学的名义和身份，指导京奉铁路的工人运动，与邓培等人发动了山海关和唐山两地的铁路工人罢工。1923年夏天，他应聘到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政治经济学系任教，转到杭州从事革命活动1925年9月，他奉调任中共北京区委兼地委特派员，以国民军第三军军长兼陕西军务督办孙岳秘书的身份，赴西安从事兵运和党、团组织整顿等工作；同年12月，回到北京参加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领导工作。 

1926年“三一八”惨案爆发那天，他是要求面见段棋瑞递交国民大会决议案的5名代表之一。后来，他被中共北方区委调往南方工作，到广州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和政治部宣传科长等职，并到广州劳动学院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兼课。“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他带领一部分党团员绕道上海向武汉转移，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 1927年5月牺牲于龙华监狱。新中国成立后，当年与安体诚等人一起在京都尽情游览和作临别合影留念的周恩来，曾多次提到安体诚，说“这个同志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