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中）在日本留学期间留影

1918年3月25日，日本政府为反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与中国的北洋军阀政府互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公文；消息传到日本，中国留日学生群情激愤，在5月12日组织了留日学生救国团，号召中国留日学生罢学回国。周恩来密切关注留日学生这一斗争，在日记中记了不少当时的斗争活动情况。入住“新中寄庐”后，他的思想日益活跃，似乎不再怎么在意能否进入哪所日本的高等院校“官费”就读，而把自己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倾注到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上去了。

到1918年下半年，随着纪念马克思诞辰100周年的活动在世界各地开展，日本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热，一些马克思著作被翻译成日文出版，报刊上也不时有评介文章发表，特别是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博士在1919年1月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开始比较全面、系列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而在国内，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和《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也开始致力于俄国十月革命划时代意义的宣传，着手评介、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这使到日本后感觉“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的周恩来，在“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周恩来的思想开始发生较大变化。1919年的春天到来之后，他毅然决定，不再滞留日本，而“返国图他兴”，投考母校新建立的南开学校大学部，回国寻求革命的真理，探索中国新的革命道路。 

周恩来是在1919年4月中旬由神户港登舟回国的。离开日本之前，他在樱花盛开的时节，到有“西京”之称的日本故都——京都逗留了有10日，在风光旖旎的日本“千年古都”留下了自己的旅迹游踪，也留下了自己异常舒畅、优美的《雨中岚山》等诗篇，还有这张与新中学会会友的珍贵合影。 

京都在东京西偏南360多公里处，距离神户港较近。当时，在京都帝国大学正在读书的安体诚、于树德等人，作为新中学会的会友，对即将回国的周恩来的到来，自然非常欢迎。从这张新中学会会员京都合影看，当时一同到达京都的新中学会会员，有仍在东京滞留的新中学会领导人马洗凡、童冠贤和即将由东京水产讲习所毕业的杨扶青、张子纶等人。他们很可能是专程为送别周恩来，而和周恩来一起来与在京都的新中学会会友相聚的。 

位于琵琶湖西南的京都，古称“平安京”，是日本著名的游览城市和宗教、文化中心。整个古城仿照的是 8世纪中国唐代长安和洛阳城的建筑式样, 有着京都御所（即旧皇宫）、二条城等名胜古迹，并有西本愿寺、东本愿寺等1500多所佛教寺庙和平安神宫等200余座神社，其地珍藏着不少经书典籍和历史文物。京都的环境幽美，市区的园林各具特色。周恩来与马洗凡、童冠贤、杨扶青、张子纶等新中学会会友到达京都后，很可能下榻的是安体诚、于树德等人就读的帝国大学（今名京都大学），或在其附近。帝国大学位于京都的东北部，与日本的旧皇宫隔河相望，附近就有与岚山遥遥相对的京都东山风景游览区，有著名的圆山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