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王海容、唐闻生陪同来华访问的丹麦首相哈特林到达长沙，她们向毛泽东报告了北京这几天发生的情况，并表达了对江青“四人帮”的不满。毛泽东立即对她们做了如下指示：“因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江青还不死心，直接写信给毛泽东，提出了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方案：谢静宜任人大副委员长，迟群任教育部长，乔冠华任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会议，作为接班人培养。而这个金祖敏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只是上海电机厂的工人、工段长，中共十大期间，突然有飞机把他接到北京，当上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11月12日，毛泽东在江青的这封来信上作了如下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但江青完全没有听进毛泽东的劝告，竟然还托人带来口信，提出要王洪文做委员长，张春桥当总理。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当委员长，她自己要当党的主席。”毛泽东坚定不移地支持了周恩来、邓小平，挫败了江青的组阁阴谋。　

屡遭毛泽东批评的江青气恼万分。1975年4月5日，江青在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讲话时，提出了新的口号：“党内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她想用“经验主义”影射富有经验的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干部们，目的仍是攻击周恩来、邓小平。　

邓小平立即注意到江青的这个新动向，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1975年5月3日，垂暮之年的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异乎寻常地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谈话。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主持出席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也抱病前来。在毛泽东的最后岁月里，来往的人极少，政治局委员们也难得见到他。正因此，5月3日，毛泽东跟政治局委员们见面时，周恩来说道：“大家快一年没见到主席了，非常想念主席！”　

毛泽东跟政治局委员一一打招呼。会议开始后，毛泽东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两百多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当着所有政治局委员的面，批评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用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毛泽东所指的“材料”是指江青以个人名义多次送“批林批孔”的材料。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于5月27日、6月3日先后两次开会，批评江青，批评“四人帮”。从此，中央的日常工作也不再由王洪文主持，改由邓小平主持了———邓小平成了毛泽东挑选的第四个接班人。迫于压力，江青不得不写出了书面检讨。“女皇梦”彻底破灭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芦荻讨论《水浒传》。毛泽东即兴发表了自己的一些见解，比如：“《水浒传》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再比如：“《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　

江青知道后，觉得有机可乘，立即发起了一场“评《水浒传》运动”。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评论《水浒传》“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后，因为周恩来病情加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且迅速收到成效，让全国人民从长期的混乱中看到了希望，人心大振。但是，全面的整顿势必触及“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许多“左”的政策和理论，这种情势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容。　

毛泽东很希望邓小平能回心转意，便提出让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然而，邓小平婉言拒绝了毛泽东的提议。他说：“由我主持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停止了邓小平的工作，但毛泽东还留有一点余地，让他“专管外事”。　

不久，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写了一封信请邓小平转呈毛泽东。这封信是告军宣队迟群、谢静宜的严重问题的。毛泽东批示：“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11月3日，毛泽东批示传达下来，于是，从清华大学首先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