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水洞”毛泽东构思“文革”战略　

1965年初，江青在上海同柯庆施、张春桥见面，谈到了自己两年前的1962年7月6日在北京看到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认为它是“为彭德怀翻案”，是“大毒草”，要对此剧进行批判。柯庆施立即将此事交给张春桥办理，于是张春桥找到了“笔杆子”姚文元。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发表后，中国如同发生了一场地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毛泽东1969年在上海会见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时说：“那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开头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可见，此文的发表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　

江青又炮制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黑线专政论”，成了否定建国十七年文化战线、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决定首先要起草一份纲领性文件。他指定了起草的组成人员，其中有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峰、戚本禹等10人，以陈伯达为组长。1966年4月16日，起草小组成员聚集上海锦江饭店。因陈伯达、康生奉毛泽东之召去了杭州，所以最初的起草工作由江青主持。这个文件就是《五一六通知》。1966年5月16日这一天，也就成了“文革”全面发动的日子。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正式宣布“中央文革”成立，组长为陈伯达，康生任顾问。8月2日，中共中央补发通知，宣布“中央文革”领导成员名单：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副组长有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从1965年秋天到1966年7月18日这半年多的时间，毛泽东“南巡”。1966年6月15日，毛泽东离开杭州，18日回到了仅在1959年回来过一次的故乡湖南韶山冲，住进了他的故乡别墅———滴水洞。从18日到28日，毛泽东在这自称为“西方山洞”的滴水洞里一住就是11天，在这里构思起草了一封极不寻常的信，与《五一六通知》足以相提并论。因此，它被人们形容为具有“政治遗嘱”性质和“文革”又一纲领性文件的信。信是写给江青的：　

6月29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6月15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又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5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　

当年陪同毛泽东回滴水洞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其指导思想、需要发动的规模等就是在滴水洞形成的。”　

毛泽东在这封家书中说，这十几天中，“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6月1日，毛泽东除了看到《人民日报》发表的由陈伯达主持起草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外，还看到了《红旗》杂志社和《光明日报》总编室所编的《文化大革命简报》第13期刊载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所写的《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进行到底。”6月1日，毛泽东批示：“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于是乎，全国局面顿时大变，北京乃至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迅猛地掀起了“革命”高潮。　

6月15日，毛泽东离开杭州，在南昌接见江西省委领导人时，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30日到武汉时，他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信，告诉他们本定于7月1日发表他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现在发表，不合时宜”。因为此文是着重论述民主集中制问题的。这就是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下这封信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