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在九大飞黄腾达　

信中的“魏、陈二同志”分别是指魏文伯和陈丕显。魏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陈时任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毛泽东希望江青她暂时还在上海住一段时间。因为他“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即7月12日会见尼泊尔王太子比兰德拉。沙阿和7月17日接见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和一些国际组织的观察员。　

信中所说的“我的朋友的讲话”，是指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政变”和“天才”问题的长篇讲话。林彪在这篇骇人听闻的“政变经”中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他还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从此，“现代造神运动”的狂风吹遍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对林彪的讲话，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表明了自己的真实心境和心态，毛泽东本人其实是不赞成个人崇拜的，而且“总感觉不安”，并“历来不相信”。但是他却不得不“违心地同意”了林彪制造个人崇拜的“天才论”和“政变经”，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逼上梁山”。但他为什么还要坚持违心呢？他说：“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其实，毛泽东在武汉写好这封信之后，是先给周恩来和王任重看过的。之后，此信由周恩来带到上海交给江青。周恩来看后向毛泽东提出重要建议：此信可否给林彪看一下？因为信中委婉地批评了“我的朋友”林彪。毛泽东同意了。于是毛泽东委托周恩来到大连去，向林彪讲了信的内容。林彪大吃一惊，当即表示了悔悟之意。鉴于林彪已有所表示，毛泽东下令销毁了此信原件。不过，保留了一份抄件。毛泽东选择在“九一三”事件后公布这封信，也是有特别用心的：一是为了在这极为难堪的处境中用这封信来证明毛泽东始终是“明察秋毫”的，从而继续维护个人崇拜；二是尽可能缩小“九一三”事件给现代造神运动带来的消极作用。但“九一三”不仅使人民群众逐渐在个人崇拜的狂热中清醒，也使毛泽东本人陷入极大的痛苦、难堪的境地，此后，毛泽东明显地衰老了。　

毛泽东在“文革”序幕刚刚拉开之时，给已经分居的江青写这封信，他这个时候对江青是信任的。　

在1969年中共召开的九大上，江青飞黄腾达，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紧接着在第二年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当江青集团和林彪集团争权夺利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候，毛泽东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江青一边。林彪集团，他的主要干将在中共九大上都进了中央政治局，而林彪本人又作为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和“接班人”堂而皇之写进了党章，而当这两个集团打起来的时候，毛泽东却支持了江青。

江青对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发难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林彪以自我爆炸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这令毛泽东黯然神伤，打击非常之大。江青却笑了，因为“枪杆子”林彪集团的自取灭亡，无疑给她的“笔杆子”集团消除了夺权之路的主要障碍和敌手。于是在中共十大之后，处心积虑想窃取最高权力的江青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了“四人帮”。　

但毛泽东没有糊涂，他开始对江青的政治野心有所察觉，对江青开始进行遏制。　

1974年3月20日，毛泽东拒不会见江青。江青无奈只好在毛泽东住处最外面的那道门外边等候。过了好一会儿，工作人员给江青送来了毛泽东写的一封信：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毛泽东的这封信，可以说是他对江青重新认识的一个转折点。此后直至他在世的最后几年，江青想见毛泽东都要事先向中央办公厅提出申请，在得到毛泽东许可后方可见上一面。　

1974年3月24日晚，病重的周恩来强忍病痛，在人民大会堂宴请来访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几乎同时，江青在钓鱼台国宾馆里厉声呵斥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原因就是这份由外交部就中国出席联大第六次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人选问题的专题请示报告，建议由邓小平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该次大会。周恩来批示同意了，毛泽东也亲笔圈阅了，准备正式报请中央政治局批准。本来江青对邓小平复出而且执掌军队与政府的大权就极为恼火。今天又看了让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报告，她就更火了，强令她们立即撤回外交部这个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