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委三局电讯学校二百多人，抓了170个“特务”；关中师范学校参加整风运动88人，挖出62个“特务”；绥德师范挖出230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73％；延安警卫团居然挖出80％到90％的人是国民党特务；连中央秘书处只有60多人，也挖出十多个“特务”。

党中央三令五申禁止刑讯逼供，但康生却置若罔闻，我行我素。

“你这种做法叫逼供信，这会冤枉好人的。”任弼时批评他。

“咱们是逼供而不信。”他强词夺理地辩解说。

“既然你不信，”任弼时针锋相对，“那为什么还要逼供﹖”问得他张口结舌。但一转身，他又一副嘴脸，向办案的人说：“不要管他那一套，不信犯人的口供信什么，难道信你﹖”

康生的审讯艺术就是私设公堂，逼供信，按比例、按指标完成任务。不少人在这场运动中变得喜怒无常，成了精神病患者。有的披头散发，大哭大叫：“天大的冤枉啊”有的上吊，有的投井。而因“顽抗”长期被关进黑窑洞里的，就更不计其数了。

正当康生野心勃勃推广“抢救经验”的时候，任弼时听到不少受害者的申诉，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周恩来也过问了：“什么红旗党﹖怎么能这样搞呢﹖在四川这么多年，四川党的状况我是清楚的。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有什么红旗党一定要甄别。”

中央开始对康生定的案子进行甄别：90％以上都是冤假错案，中共中央为这些受冤屈的人平反，予以释放和恢复名誉。

1944年冬的一天，延安大礼堂里坐满了人。中央领导人来了。毛泽东心情沉重地对大家说：“这次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他郑重地向受冤屈的人鞠躬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