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对变化中的国家安全环境缺乏清醒意识，缺乏整军经武、进行改革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清军入关以后，所面临的社会历史环境发生了四大变化：由以游牧狩猎经济为主的满、蒙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进入到以农业经济为主、汉族占绝大多数的关内广大地区；由部族军队变成国家军队；由战争时期进入到相对和平时期；由以冷兵器为主的时代进入到火器时代。与此同时，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开始和欧洲通往东方航线的“开辟”，西方殖民势力加快了从海上东侵亚洲各国的步伐，占领了爪哇、苏门达腊、菲律宾、印度、缅甸等许多中国周边国家，将其变为自己的殖民地，甚至入侵中国的澎湖、台湾，窃据澳门。原先地处欧洲的俄罗斯也在短短近百年间，越过乌拉尔山，迅速占领东、西西伯利亚的广阔疆土，成为中国的北方强邻。这些“千古未遇”的强敌逼处四邻，虎视眈眈，给中国的安全环境带来极大威胁。

上述变化客观上要求清朝统治者从实际出发，对确立于战争年代的八旗制度进行改革，特别是将原先“军民合一”的八旗军的军事组织职能与社会组织职能剥离开来，建立适应当时世界局势及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军事体制，将八旗官兵家口的生计问题交由社会去解决；要求清朝统治者不能仅仅满足于应付国内问题，而要学习近代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编制体制和军事思想，尽快使自己的军队摆脱落后状态。

但清朝统治者却无视这些客观需求。他们死抱住“祖宗成法”不放，片面强调“办理一切事件，皆法祖宗”，把建立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的军事制度与优待八旗军功贵族对立起来，把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与保持旗人的尚武精神对立起来，军事改革严重滞后。一旦有人主张对八旗制度做这样那样的变革，都遭到严厉斥责。例如，清中后期，旗人贫富分化日益严重，贫穷者不得不将清朝廷分给他们的土地大量典卖他人，单靠朝廷发放的兵饷俸禄生活。而随着旗人家庭人口迅速增加，往往一份兵丁粮饷要养活十几口人，致使许多贫苦旗人家徒四壁，有的旗人因为贫穷一辈子不敢结婚，有的旗人跑到农村去讨饭甚至饿死。而清朝统治者眼看着大批旗人穷困潦倒，却不肯对这一过时的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

嘉庆帝在听取某御史关于派京城中的八旗闲散人丁到口外、西北一带耕垦的建议时，曾大发雷霆说：“若如该御史所奏，八旗男妇皆以纺织为务，则骑射将置之不讲。……于国家赡养八旗劲旅，屯驻京师本计，岂不大相刺谬乎”。另一方面，抱着“天朝上国”自大心态的清朝统治者，以为凭着老祖宗“马上打天下”的骑射功夫足以扬威天下，因而无视近代西方军事技术的高速发展，无视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现实，闭关锁国，固步自封，听任自己的军事技术停滞落后。清军征缅作战时，已发现缅人所使用的来自西方的火枪性能远远超过清军的火枪，但没有引起乾隆皇帝的足够重视。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时，曾带来一支装备有新式武器的卫队。他邀请清朝名将福康安检阅卫队演习新式武器。福康安却不屑一顾地说：看也可，不看也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英国送给清王朝的新式火炮，被收藏到圆明园仓库之中。直到百余年后，露出强盗真面目的英国侵略军打上门来，攻占京城，火烧圆明园，又把这些沉睡多年的火炮重新搬上船运回国。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朝统治者虽然不断接到中国军事技术专家们关于仿制西洋火器的建议，却并没有产生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紧迫感，仍把这些先进火器打发到仓库中去睡大觉，并再次下谕，命令八旗官兵们学好满语、骑射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