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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漫长的革命、流亡、从政生涯中,孙中山先生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也没有放弃读书,而且往往是革命失败的间隙,使他有了安静的读书机会。他一生中几次相对集中的读书时间都是如此。
第一次是从1896年10月到1897年7月,孙中山在伦敦流亡期间读了10个月的书。1895年重阳节广州起义计划流产,陆皓东殉难后,他先是流亡到了日本,再到了伦敦,结果被清廷驻英使馆拘禁,幸得香港西医书院求学时的老师康德黎奔走,才得以获释,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伦敦被难事件”,成为他革命生涯的新起点。此后,他在伦敦居留期间,把时间主要用在了读书上面,康德黎回忆,他读书的范围很广泛,从政治、外交、法律、经济、军事到造船、采矿、农业、工程甚至畜牧饲养,无所不读,不光借阅康德黎家的藏书,而且自己也买了很多书,有人统计过孙中山上海故居藏书目录,其中1897年前出版的有106种,也许就有他那个时期保存下来的书。
这段日子,孙中山去得最多的还是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他在那里办过一张为期半年的读者卡。清廷驻英使馆雇用的司赖特侦探社提供的侦探报告表明,他在使馆获释后许多时间都是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度过的(也许就是马克思长期读书写作的那个阅览室),从1896年12月3日到1897年6月24日,他至少去了68次。侦探报告留下了孙中山清晰的足迹,1896年12月5日上午11点,孙中山去邮局发了两封挂号信,接着去附近书店选书,再乘车到大英博物馆,在那里读书1小时20分钟。1897年4月9月上午10点半,孙中山到大英博物馆,下午2点去附近午餐,然后再回到图书馆,到下午7点才离开。4月18日的侦探报告写得很详细:“截至我们现在写信时为止,他的行动很有规律,几乎每天到大英博物馆图书馆、覃文省街四十六号、霍尔庞邮局。……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他不时地总是进阅览室,并停留几小时,偶然地要吃些点心,就离开到布莱街金谷面包公司,之后,有时仍回大英博物馆图书馆。”
这个阶段,孙中山很可能就读过马克思的书,对社会主义学说、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都有一定的了解,特别是对他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亨利·乔治的学说,其代表作《进步与贫困》出版于1879年,主要观点是反对私人垄断土地,主张土地国有,把地租变为上缴国家的赋税。孙中山对这种单一税论产生了强烈兴趣,他后来提出的“平均地权”、民生主义都有亨利·乔治的影子。在孙中山保存的藏书中有一本亨利·乔治的著作《保护贸易或自由贸易》,是1890年伦敦出版的。
1913年8月到1916年4月,也就是孙中山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再度亡命日本时期,这不到三年的流亡时光,是他第二次相对集中的读书时期。他从台湾到达日本神户,上岸时就带了6只大皮箱,日本警探向上司报告说他带了大量金钱。过了很久,等到这些皮箱打开晾晒东西时,他们才发现原来里面装的全都是书。他抵达东京的第一天,行李一放下就拿起了书本,所以,便衣警探留下的报告中就有了这样的记载:“孙终日阅读书籍,无其他异常情况。”此后,“终日读书”成为秘报中频率很高的词汇。
东京有家外文书店丸善株式会社是孙中山经常购书的地方。1914年这一年,他就从这家书店买了70多种书,有许多政治类书籍,包括威尔逊的《新自由》、马恺的《民主政治的危险》、罗宾逊的《联盟的精神》等。当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对德国和欧洲政治的书尤为关注,2月28日一天就买了7种有关的书。当然,他的阅读不限于政治,他买的书中还有许多哲学书,包括尼采、柏格森、倭铿的著作,还有罗素介绍柏格森哲学的书。在他故居藏书中还有叔本华的名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1915年5月他收到一封催交上月书款的英文信,还附了一份有150种图书的发货清单。从书店的清单上可知,1915年买的书比上一年还要多,从1月到8月就买了76种书,政治、经济、自然科学的都有,其中有不少关于矿产的书,还有建筑装饰方面的书,甚至还有养蜂的书。日本便衣警探的秘报说,到1915年11月、12月,丸善书店都有邮包寄给孙中山。
邵元冲回忆,日本当时出版了一套大部头的《汉文大系》,类似中国的《四部备要》,包罗很广,孙中山虽然经济不宽裕,但还是买了一套,坚持每天阅读几卷。日本便衣警探的秘报证实,1914年6月18日,神田区神保町富山房派人给孙中山送来《汉文大系》18册。
世界各国有许多政治家在政治上沉寂的时期,都有过类似埋头读书的阶段。在和宋庆龄结婚后,他们买的书中还有许多和家庭、妇女、健康、优生有关的书,有可能是宋庆龄读的书。
1918年6月到1920年11月,孙中山在上海“闭户著书”的几年是他第三次集中读书的时期。4位加拿大华侨送给他的上海故居,楼上有他的读书室和藏书室,曾在这里见过他的一位苏联人马特维耶夫·博德雷回忆:“在几乎顶到天花板的玻璃书橱里,摆着许多书。书背上的字使主人知道全部书籍的名字。大概,他闭着眼睛也可以找到这里的任何一本书。”
这个阶段,他一心撰写《孙文学说》《实业计划》等著作,需要阅读大量参考书,广泛收集资料。在他买的书中既有线装古书(比如一些中国古代发明创造方面的书),也有旧版的外文书,还有新出的书,以英文书居多。在1918年7月写给儿子孙科的信中曾提及,在上海的日本洋书店订购了上百种新书,还没运到。
《孙文学说》提及的中外学说、书籍至少有几十种。为了写《实业计划》,他参考的英文书籍光是经济方面的就有240多种,有西方经济学家的许多著作,如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等,有工业、财政、银行、货币、信贷方面的,有城市规划、水陆交通方面的,也有关于中国河流航道、港口等方面的专门资料。
1923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在戎马倥偬的间隙,广东博罗县的一艘船上,月白风清,孙中山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赏月谈天,黄昌谷问他:“像先生这样爱读书,又爱读新书,从前读过的书籍自然是多,但是读过了的书籍,是不是都还保存到现在呢?究竟一共读过了多少种?读过了多少本呢?”孙中山回答:“我几十年以来,因为革命的事情,居无定所,每年所买书籍,读完之后便送给朋友们去了。至于读过了的书籍种类和数目,也记不清楚了。从买书的费用说,大概在我革命失败的时候,每年所花的书籍费至少有四五千元,若是在革命很忙的时候,所花的书籍费便不大多,大概只有两三千元。”他对书的痴迷,这件事可以说明:1908年,他到达伦敦时,旅费告罄,吃住都发生了困难,湖北籍留学生曹亚伯在同学中募集了三四十英镑给他救急。过了几天,当曹再去看他时,却发现他将这些钱全部买了书。
孙中山爱读人物传记,从培根、达尔文、富兰克林、穆罕默德等科学家、宗教先知的传记,到毛奇、拿破仑、克伦威尔、华盛顿、林肯、西奥多·罗斯福、俾斯麦、威尔逊、纳尔逊等政治家、军事家的传记,他对毛奇、拿破仑、俾斯麦的作为都有很高的评价,他收藏的拿破仑传至少有五个不同版本,在屡次遭遇失败的困顿中,拿破仑起起落落的经历也许给了他不少的安慰。
孙中山是个政治家,他爱书、读书,却不是那种尽信书的人。他反对好读书不求甚解,也反对死读书,或者将古人的解释再解释一次,“你一解释过去,我一解释过来,好像炒陈饭一样,怎么能够有进步呢?”崇拜他的戴季陶有过这样一番评价:“我们读书是弯着腰去接近书,中山先生则挺着胸膛在读书,合于他的需要的便吸取之,不合于他需要的便等闲视之。我们是役于书,而他则是役使着书。”他一生买过、读过的书籍,大半都散失了,在他上海故居保存下来的大多是他生命最后十年的书,也就是和宋庆龄结婚以后买的书为主,共计1932种,5230册,涉及古今中外哲学、政治、军事、法律、经济、历史、科技、医学、体育、天文、地理、人物传记等,还有百科全书、年鉴数十种。他求学时代的书基本上没有,辛亥革命时代的书也很少有保存下来的。直到1925年在北京,他已病倒在床上,仍在阅读有关居住方面的书(当时他仍想修订“民生主义”的讲稿,涉及衣食住行)。3月11日,他临终之际,在家事遗嘱中将书籍列为自己留下的首要财产:“余尽粹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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