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二次革命”之前的形势对国民党非常有利，如果坚持依法追究下去，袁世凯极为被动，国民党则于法有据且哀兵动人，胜算很大。孙中山放弃法律上的博弈，选择“二次革命”，不仅党内阻力极大，而且社会上也反感。社会舆论本来完全倒向革命党人一边，这时几乎都转而支持袁世凯了，孤立无援的革命党人根本不是袁世凯的对手。袁世凯轻轻松松转败为胜，革命党人则功败垂成。

民主应包容多元，尊重各方利益

笑蜀：辛亥革命的最大成果，是创立了亚洲第一共和国。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想是不是可以从两个方面总结，一个是革命党人自身的缺陷，一个是我们民族本身的缺陷，正是这两种缺陷导致亚洲第一共和国的短命，造成中国民主之路的百年坎坷。

袁伟时：民主共和其实不是孙中山首先提出来的，鸦片战争之前，已经有一些外国传教士在中国鼓吹民主共和，可惜他们的言论没能引起应有的重视。后来王韬、郭嵩焘，特别是郑观应都主张改革政治制度，实行君主立宪。要有议会，要办报纸，要言论自由，要办新式学校，这些他们都讲到了。

笑蜀：无论辛亥革命有着怎样的遗憾，但民国初年，确实出现了新气象，民主思想深入人心，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有了保障。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袁伟时：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确实是空前的，但危机也同时潜伏下来了。这里的危机一个是财政危机，一个是制度上的硬伤。首先说财政。革命造成财政上的困难。

笑蜀：各省都不给中央政府上交税款。

袁伟时：不是不上交，是没法上交；他要养民军。辛亥革命，各省突然增加了大量形形色色的革命武装———“民军”，仅广东就有民军14.8万多人，每月军费开支由清末216万多元增至970余万元，增加了3倍半！这就惨了，拿不出钱来上交给中央政府。到了熊希龄上台，中央财政还剩下多少钱呢？9万元，不如一家公司的资产多。到这种地步，只能借外债，结果闹出一个善后大借款。

笑蜀：政府在财政上完全破产。

袁伟时：对。更大的危机是制度设计上的问题，主要是互相制衡的机制不完善。革命党人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清末革新势力的力量对比太悬殊了，不得不把总统职位交给袁世凯。但又没有互信基础，对袁世凯不放心，老是想怎样仍然把实权控制在自己手上。于是，本来《临时约法》规定的是总统制，匆匆忙忙改成内阁制。议会权力过度扩张，议会可以罢免总统、总理和各部的总长，总统却没有解散议会的权力。第一次国会选举，国民党控制国会，多数议员没有国家管理经验，党争意识太强，行政管理受到严重掣肘。行政对议会无力反制。后来国会干了包括贿选总统等不少坏事，被讥为“猪仔国会”、“万年国会”。

不平衡就必然冲突。袁世凯是清末新政的重要支柱，招揽和重用海归派，废除科举、发展新式教育、行政体制改革、推行基层自治和三权分立、发展实业、修铁路、练新军各方面都有突出表现，很能干、很勤政，也很有抱负，不可能接受国民党设计的这种一权独大的制度。

笑蜀：就用暗杀的办法来解决。

袁伟时：对。这是袁世凯的一个罪恶。袁世凯有两大罪恶，另外一个是称帝。

1913年3月20日，还差半个月满31岁、实际主持国民党工作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用手枪解决政治角力，这是民主共和的挫折。不过，当时司法独立的意识深入人心，不但各地商会、教育会等民间组织和各界领袖、各种报刊直截了当指摘袁世凯的罪恶，纷纷要求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这一罪案，上海地方检察厅也发出传票，要求北京地方检察厅协助将犯罪嫌疑人国务总理赵秉钧及其秘书“解送”到上海审问，展现了司法机构作为正义的最后守护者的威力。不幸，解决这一罪案的正确途径没有被国民党接受，他们不顾舆情和力量对比，7月12日发动“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不但自己全军覆没，而且开启了在民主共和的基本框架建立后，继续用武力解决政治纷争的先例。

这不仅是个别领袖的认识问题，更深刻的根源在这一举动背后的制度缺陷和文化根源。民主共和制度建立后，哪怕很不完善，革命党也必须及早完成从革命组织向民主政党转变的历史任务，摒弃暴力思维，学会民主、法治，在改革和完善制度中寻求国家长治久安。这是观念和制度的深刻变革。这一变革过程包括政党本身的运作和领导方式的变革，完成政党本身的民主化。当时国民党多数领袖反对这一孤注一掷的行动，但党本身没有民主化，多数人的意志不被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