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哪场战役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合作的起点？

在红军突破敌军最后一道封锁线，进行湘江战役的十分危急时刻，负责指挥部队抢渡的周恩来，一直坚守在东岸渡口焦急地等待毛泽东。当看到毛泽东走过来时，立刻迎上去，请他迅速过江。毛泽东说：咱们一起过。周恩来说：你先过，我还要在后面交代任务。（参见《周恩来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45页。）当时，周恩来是上级领导，但周恩来对毛泽东没有丝毫怠慢，如同后来两人地位倒过来之后对毛泽东的态度一样。这说明在周恩来的心目中已将毛泽东视为比自己强的同志。这也就是“一挫一捷”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三、周恩来力主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进入中央领导核心

湘江战役之后，中央领导层对于仗怎么打，红军向何处走，不断发生争论。一方为博古、李德，一方以周恩来、毛泽东为首。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上，周恩来都明确赞同毛泽东主张，改变进军路线，转兵贵州，北上遵义。特别是周恩来主持的黎平会议，坚决否定了博古、李德坚持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并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准备。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成为党和红军的实际领导核心。对此，起重要作用的主要是三个人：

一是王稼祥。他首先提出召开遵义会议，要将博古、李德“轰下台”。

二是张闻天。黎平会议后，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在橘林里休息时，他对王稼祥说：仗这样打不行，李德那样顽固，还是要毛泽东出来，他打仗有办法。当晚，王稼祥将这个意见告诉了彭德怀和毛泽东，随后在高级将领中传开，大家都赞成让毛泽东出来指挥。在遵义会议上，又是他第一个发言作“反报告”，提出让毛泽东回到军队领导岗位；而且，遵义会议的决议是由他起草的。

三是周恩来。他的作用至少不在王稼祥、张闻天之下，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起了决定性作用。第一，周恩来负责会议的组织工作。原定是政治局会议，而不是扩大会议。博古最初不同意扩大到军团主要领导参加，但军团领导人纷纷要求，周恩来便通知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前来参加会议，这为在会议中提出改组中央领导，让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础。第二，周恩来在会议上的主持和发言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一天会议博古作报告，由周恩来主持。博古刚讲没多久，就被张闻天打断，抢先作了代表毛泽东、王稼祥和他的三人发言，周恩来未予制止；毛泽东对李德的战略战术进行严厉批判后，李德想反驳，又被周恩来制止。这个导向对会议不能不产生重要影响。第三，周恩来的“副报告”，着重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的主要原因，主动承担责任，请求免去自己的军事领导职务，并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他的这个表态和提议得到与会多数人的肯定和拥护。由于他的身份和影响比张闻天、王稼祥要高、要大，他的这个态度对于遵义会议作出毛泽东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参与军事领导的决定，无疑发挥了最重要的影响。第四，遵义会议后，周恩来与博古有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对于顺利实现遵义会议没有解决的最高领导权力的交接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次谈话，在我看来，也涉及到漳州战役对周恩来的影响。

“周博长谈”是在1935年2月初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的那个地方进行的。博古对遵义会议上发生的情况没有思想准备，对那么尖锐批评他的发言感到困惑。遵义会议后，他一直闷闷不乐，少言寡欢。红军到达这里，准备进行中央最高领导的更换。周恩来对博古敞开心扉地说：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说明中国革命的源泉在农村，必须走农民战争道路。这以后，我就在考虑，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领导，中国工农红军要取得胜利，必须找一个比我们这些人更有军事才能的人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军队干部也拥护我，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行伍出身的人不会服你。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很擅长农民运动，深知在中国干革命，离开了农民将一事无成，农民战争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基石。他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他喜欢历史，善赋诗词，文笔豪放，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我对他是到中央苏区后，才了解到他打仗很有一手，每仗全胜，很是佩服。我认为，周恩来讲的“到中央苏区后，才了解到他打仗很有一手”，就包括了漳州战役。因为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周恩来还不在中央苏区。他到中央苏区后，首先经历的就是赣州大挫和漳州大捷。这以后不久，毛泽东就被罢免了军政实职。

周恩来接着又说：宁都会议后，毛离开军队，使中央红军失去了一个帅才，这就像一块石头一直压在我心里。红军不能没有他。从红军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黎平会议上，他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李德的错误主张，使我下了决心要尽快“去李换毛”。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中央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参与军事领导。你的讲话不检讨军事路线错误，遭致很多人不满，促使我不得不站出来检讨反“围剿”失败的领导责任，批评你的错误。会议发展到集中批评你，是因为大家憋了一肚子话要说，你应想开些。周恩来这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顺利实现了中央政权的博洛交替，由张闻天负总责，担任党中央的一把手。

遵义会议后，之所以说毛泽东成为实际的领导核心，也如周恩来对博古说的：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谁来领导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周恩来尽管在遵义会议上被确定为最高军事指挥者，代表政治局行使最后决策权；随后在苟坝会议上又是新成立的“三人团”负责人，但他不揽权，在最后决策时都要广泛听取各种意见，特别是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此后的娄山关大捷、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直至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一切重大决策，都凸显了毛泽东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文献》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