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哪场战役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合作的起点？

核心提示：漳州战役取得胜利的意义是多方面的。除了毛泽东讲的有利于开辟闽南、粤东革命斗争的新局面，有利于扩大中央苏区的政治影响，有利于通过筹款、筹物、扩充红军，增强中央苏区的物力、财力和兵员，使其得到一定的巩固和发展外，更为重要的是广大红军指战员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更加认识到毛泽东胜人一筹的军事韬略，因而使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获得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干部基础。这里要特别谈谈毛泽东直下漳州，对周恩来产生的巨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影响了毛泽东、周恩来两位伟人一生的合作关系。

毛泽东和周恩来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石仲泉，原题：揭秘：毛泽东与周恩来合作从哪开始

漳州战役是毛泽东、周恩来双星定位的历史起点

1932年毛泽东亲临指挥的漳州战役，在不少党史著述中并没有作为一段重要历史来叙述，因为它就是打了一场胜仗，并没有凸显出多么重要的历史地位。本文试图从宏观党史的角度，来谈谈漳州战役对毛泽东与周恩来关系的影响。

一、攻取漳州是毛泽东在长征前统率红军亲临指挥的最后一次大捷

毛泽东自1927年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后，就展现出非凡的政治军事才能。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下，井冈山革命斗争不断取得胜利，即使在濒临绝境时也总能化险为夷。但自下山转战赣南闽西、开辟中央苏区以后，情况不断发生变化，毛泽东的决策权力越来越受到挑战或限制。首先是在闽西，1929年5月中央派来的刘安恭（从苏联回国）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后，就发生了关于前委和军委关系，实际上涉及到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的争论，直接后果就是在红四军七大、八大上，毛泽东被撤销前委书记职务；二是1931年春苏区中央局成立后，尽管毛泽东被选举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并代理过短时间（两个半月）的苏区中央局书记，但大部分时间受制于在许多问题上执行临时中央“左”倾错误的苏区中央局；三是1933年春临时中央到达中央苏区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指导思想不断遭到以博古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的批判和打击。毛泽东处于逆境，身心疲惫，精神受到极大压抑。

当然，毛泽东在中央苏区也有舒心的时候。这主要是在1930年10月罗坊会议之后到1931年10月赣南会议之前的一年间。尽管项英代理过近9个月的苏区中央局书记，但他不大懂得军事，缺乏对敌作战经验，因此，那时的军事决策基本上还是由毛泽东决断的。那段时间与他在井冈山时起主导作用的情况大体相似，因而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的伟大胜利。他的两首词作《渔家傲》所填的“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3、40页。）既讴歌了三次反“围剿”斗争痛快淋漓消灭敌人的胜利场景，也反映了他运筹帷幄、导演出“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的欢愉心态。

如果说三次反“围剿”斗争是毛泽东在没有或较少受到干扰的情况下指挥战争取得的胜利，那么红军攻取漳州也是他的决策没有受到干扰，并亲临前线指挥取得的又一胜利，同时也是他在长征之前直接统率红军取得的最后一次胜利。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第一，他率东路军转向闽西进军、直下漳州的动议，不仅得到了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的支持和批准，而且周恩来积极配合，留驻长汀，组织兵力，筹措给养，保障他率军攻打漳州前线需要。攻取漳州虽然不能与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相提并论，但政治影响巨大。1932年4月22日，毛泽东曾致电周恩来：“南靖一战，张贞大部消灭，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这不但对巩固闽西发展闽南游击战争、援助东江红军有帮助，且因漳州海口之占领，影响时局甚大，有调动粤军求得战争之可能。因此争取对粤敌的胜利，成为今后中心任务。”（《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就此而言，这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指挥三次反“围剿”斗争之后，亲率红军打的第四次大胜仗。第二，毛泽东打了大胜仗不仅没有受到临时中央的表彰，反而被批评。临时中央认为，攻取漳州犯了影响中央关于夺取中心城市“进攻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回师赣南不久，由于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同后方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在作战方针和对毛泽东的任用上不断发生争论，结果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免去军职，不再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此后，他专事政府工作，直至遵义会议召开之前的两年零九个月时间里，没有军权。因此，漳州战役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统率红军亲临指挥的最后一次大捷。